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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alk, or not to talk?ㅤ再思對話的意義

2019/7/7 — 16:42

示威者跟泛民早前不斷要求特首林鄭月娥進行對話,現在特首指想閉門會見中大及科大學生會,學界卻表示拒絕,並指政府須滿足兩項要求,他們才會進行對話:永遠不向 6 月 9 日至 7 月 1 日的反修例示威者作出追究,以及要公開會面。

示威者這樣做是否自相矛盾?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理解「對話」到底意味什麼。

對話認受性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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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直觀上都會覺得,在對話後進行的決定,總比在沒有對話之下的決定來得有認受性。為什麼?因為我們覺得在理想的對話中,雙方都能把自己的考量及理由說出來,而對話後的決定,理應或多或少會反映雙方的考量及理由。換言之,對話後的理想決定是一個考慮過各方的理由的決定。對每一位對話參與者來說,他的考量都反映在最終的決定中,所以他有理由去接受這決定。

當然,現實中,尤其在政治中,並不存在理想的對話。所以對話的認受性在於其有多接近對話的理想的狀態。那我們怎樣才能知道對話有多理想?這問題在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文獻中有廣泛的討論,但一般而言他們都會認為對話要至少滿足以下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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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的對話地位:
對話的各方若然權力關係不對稱,這不對稱的關係不應扭曲對話本身。對話的一方不應在對話的同時威迫或恐嚇另一方。不然的話,對話的結果反映的只是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而不是各方的理由及考量。

❗️ 公開性:
該政體中所有公民都應有參與並理解該對話的可能性。因為對話的認受性是建基於其結果能反映參與者自身的考量及理由。若有人被排除在對話之外,這對話自然對他而言是沒有認受性的。

❗️ 公共性:
對話的各方應認真地回應對方的理由及考量,而對話後各方亦能因應對話的結果來採取行動。前者是確保對話結果是能反映各方的考量及理由,而不只是「各抒己見」;後者是確保對話後的行動是建基於對話基礎上。

這場閉門會議的認受性問題

特首的閉門會議要求,嚴重違反以上三項原則,而學界的兩項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塑造更接近這三項原則的對話。

林鄭政權在邀請學生會進行閉門會議的同時,正在大規模搜捕示威者,製造大型白色恐怖。在如此嚴峻的威迫及恐嚇下,對話必然被嚴重扭曲。學界要求特首先永遠不向 6 月 9 日至 7 月 1 日的反修例示威者作出追究,並不單單因為這是示威者的訴求之一,更是因為只有去除這份威迫,他們才能平等地進行對話。

當然還有權力關係問題。香港政府的權力自然比學生會或是任何一個抗爭者來得遠遠要大。單獨見面,政府的權力必然遠遠凌架於示威者之上。示威者的權力來自人數,只有公開對話,示威者才有望以人數來平衡雙方的權力差距。

公開對話當然也是公開性的必要條件,不必贅述。

至於公共性。其實示威者現在並沒有合理理由預期特首在對話中會回應對方的理由及考量。畢竟在過去一個月,特首及一眾高官在每一個記者會上,都仿如一部錄音機,不斷重覆一樣的話,從來沒有正面回應過示威者的五大訴求的任何之一。所以要求特首先接受兩項要求,某程度上也是要求其釋出誠意,讓示威者有理由相信對話會有其公共性。

特區政府的「對話」的前世今生

二零零七年,林鄭為時任發展局局長。當時政府要推行喜帖街「重建」計畫,惹來居民、商户和民間反對。期間,林鄭約見 H15 關注組成員閉門「對話」。但林鄭發現對話不見成果後,竟同意巿建局偷步動工,將利東街清拆。同年皇后碼頭保育運動,其「單刀赴會」到碼頭出席論壇,與抗爭者「對話」,獲輿論讚賞。然而,結果是抗爭者所有訴求均被拒絕。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林鄭以政務司司長身份率領高官與學聯成員公開「對話」。再一次,「對話」換來的結果是政府拒絕所有訴求,以及對佔領者狂追猛打 。

前車可鑑。以往每次「對話」,政府均拒絕妥協。邀請「對話」本身則成為政府的公關策略,向外營造開明、「放下身段」的形象。林鄭現時邀請學生對話卻決絕先回應訴求,恐怕只是重複以往手段。

結語

缺乏民主認受性的對話,就流於單單政權一方的謀略,透過對話的假象,營造虛假認受性,同時拖延時間。在邀請對話期間,就繼續褒獎「和理非」,貶低、打壓其他抗爭模式,從而分化示威者。事實上,對話的重點並不在於雙方是否「排排坐」,臉對臉,有多和平理性,而是雙方都能確切且真誠地回應對方的理由及考量。

特首若真有心對話,不妨試試從回應學界這兩大要求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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