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不願面對的真相(一) 師資參差的通識科

2017/4/28 — 6:21

【文:陳曦彤@教育工作關注組】

通識科自成科起便受盡社會各界抨擊,早前新加入的批評者包括學術界鉅子丘成桐及徐立之教授,加上主力葉劉淑儀及梁美芬議員,可說是星光熠熠。但團隊成員再多再強,論點還是離不開考評政治化、知識基礎弱及擠壓選修科。參與筆戰多年,面對重重覆覆的論點,一眾戰友實在難免感到納悶,也使科目的討論失焦。因此,筆者決定從行內人角度,分享一下阻礙通識科發展的根本因素,還望各界人士不要再隔靴搔癢,而要命中紅心,以真正推動通識科的未來發展。

不論任何學科,課程其實都只是軀殼,教學法及考評只是手段,科目發展的核心是師資本身;對於有心有力的老師,再壞再亂的課程考評也妨礙不了課堂的有效學習;對於無心無力的老師,再好的課程考評,也無助學生理解學習該科目的真諦。關心通識科的一眾議員及教授,如果能夠向政府爭取資源,在大學做好師訓工作,培訓出知識基礎強、政治敏感度高、教學能力強、成績有保證的通識教師,他們的憂慮或許就剩下「擠壓選修科」這一點。通識教師教得好的話,即使改為選修,學生也會一窩蜂報讀,亦無懼歷史、科學的「興起」而被取代。

廣告

既然重點在師訓,通識科的師資培訓又是什麼一回事呢?引用廖國雄老師的推算 (註1),全港476間中學便需要至少3000名通識科教師,如果學校並沒有安排通識科專科專教,就需要更龐大的數目。因此,自2008年開始,政府便撥出三億元的資金 (註2),讓各院校培訓出4500名可任教通識科教師。但通識科本身在2009年開始推行,首屆文憑試卷更是2012年才出生,那麼在這之前出現的師訓,究竟是以什麼經驗作為基礎,培訓一眾通識教師?筆者在2012年後開始修讀「通識教育碩士」,但在課程中,除了有機會接觸不同學科的知識,其實針對前線教學或考評的討論甚為貧乏,反而在學校課堂中的實踐與反思,又或跟資深同工的交流,獲益卻更為豐碩。

大家可以想像,在「前文憑試」年代的師資培訓,大多是以課程文件為骨幹,輔以負責講師自身的詮釋及學術理論作支援,負責任教課程的教授,也不可能有任教新高中通識科的經驗(註3)。這種培訓模式,大概可用「離地」二字簡單歸納,各老師在教學時也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在一片混亂中尋找出路。結果,數以億計的錢花光了,也耗掉了老師們的精神與時間,換來的,就是政府「已為前線教師做好裝備」的亮麗口號,與及大專院校豐厚的收入,更為2012年後政府拒絕為通識科繼續注資提供藉口;偏偏在最需要整合經驗,凝聚前線共識之時,水喉卻關了,學校也因而不能聘請任教通識科的同事,甚至出現大量兼教的情況。

廣告

在近年學童人數下跌的影響下,人手緊絀的學校不單無法聘請受通識專科訓練的新血,把課擔不足的同工安排任教通識科更是屢見不鮮,筆者的同事及前同事,學科主修便來自五湖四海,由歷史到化學、經濟到法律,也有來自人文社會科學背景的。當中有以通識科為志業,也有視為副業,在兩者之間遊走的也不少。試問在這樣的人腳組成下,又如何保障教學質素?當部分通識科老師缺乏培訓,或本科訓練未足以應對通識科要求的知識基礎時,又如何確保學生學得好?

更令人沮喪的是,現時在各間大學中接受教育學士課程 (主修通識) 專科訓練的師訓學生,亦面對相當尷尬的處境。當教育大學已經停辦相關的政府資助課程 (註4),中大及港大的課程學額亦縮減至11個 (註5),再加上教席縮減潮,幾乎不存在純通識教席,付出5年時間修讀卻可能飯碗不保,令不少師訓學生到了第2至第3學年,已經萌生轉科的念頭。當學校科組「新人人不在、舊人心不在」,僅餘有心人在校內忙於撲火,教育局安排再多的校外在職培訓,也只能算是堅尼地級別的「何不食肉糜」。

關心通識科發展的朋友,如果能夠往師訓追本溯源,已足以找出其憂慮的根源或解決方法;縱然我們當中有能人異士,但裝備不足者亦大有人在。諷刺的是,要提升通識團隊的素質,掌控權並不在前線教師身上;若政府不願重撥通識津貼或常額教席,學校又不願把僅餘的教席放在通識科上,一眾有心有力者也許就只能繼續累鬥累,又或降低對教學質素的要求。一眾社會人士對通識科的憂慮亦只會無日無之。

因此,除非一眾達官權貴,能夠逼使政府加強對通識前線教師的人手支援,否則,從務實的角度看,在短期內找出一套能夠平衡學生學習考評需要、不同學科背景的同工的教學期望,與及通識科課程目標的課程大綱及教學模式,才能有效回應外界的抨擊。至於具體要怎樣做,未來有機會再跟大家詳細分享。



原刊於《集師廣益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