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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學苑人 3】獅子山下,當香港未成為「本土」

2015/2/24 — 13:46

吳俊雄,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1979年學苑總編輯。

吳俊雄,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1979年學苑總編輯。

人生中有歡喜
難免亦常有淚
我哋大家 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總算是 歡笑多於唏歔

《獅子山下》,黃霑填詞

黃霑填詞、顧嘉煇作曲、羅文主唱的《獅子山下》,時至今日,成為了真正的不朽香江名句。議員高官,人人琅琅上口;販夫走卒,個個背誦如流;相信連討論港獨的《學苑》新一代編輯們也同意,這是「港歌」,一首真正屬於香港的歌。

但許多人或許不知道,在這首「港歌」於1979年面世以前,港台劇集《獅子山下》的片頭曲,一直是廣東小調《步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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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支曲子,中國色彩濃厚,又不失跳脫活潑,頗能反映七十年代初期,香港社會的民心所向 — 那時候,所謂的「本土」、「同舟人」、「我哋大家」,根本尚未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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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鮮為人知的是,在《步步高》與《獅子山下》之間,原來還有一段短短的、空白的,過渡期。那一年,是1978,劇集的片頭曲,由廣東小調換成了顧嘉煇創作的《獅子山下》純音樂。樂曲一首,只有旋律,沒有歌詞。

「霑叔遲交稿,79年先至填詞落去。」在黃霑書房浸淫多年的吳俊雄,對於這一節故事,自然熟悉。

煇哥筆下,悠揚悅耳的旋律,多少洗掉了《步步高》的中國味。然而,在音符與音符之間,新的香港故事,那一刻尚未成形。

直至1979年。

那一年,霑叔用了五天時間,為《獅子山下》填上「不朽香江名句」。同年,鼻樑上架著一副大黑框眼鏡的吳俊雄,正式上任《學苑》總編輯。

「我想,我們當年就是站在這樣的一個,轉折點。」

是《獅子山下》的轉折點,也是《學苑》以至香港故事的,轉折點。



吳俊雄,筆名梁款,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專研香港流行文化多年,早年緊貼潮流,熱衷追星(曾經為了訪問星爺而買新iPod),近年他說自己「見光即倦」,視線逐漸由台前明星轉到幕後工匠,由潮流尖端轉到歷史轉折。

為此,他走入歌神band房,勾勒少年許冠傑的國文老師(陳耀南)、流行偶像(貓王),對他,以至香港流行文化的深遠影響;為此,他待在黃霑書房八年,執拾遺物,閱讀手稿,重新描繪飛仔黃湛森(又名黃霑)於深水埗桂林街一帶的張狂童年。吳俊雄說,由歷史入手去認識流行文化,比較有層次,一切就看得更加清楚。

我同意他的說法。所以這次訪問,我們照例由歷史轉折、少年時代談起。

不是黃霑,不是許冠傑,而是 — 吳俊雄的少年時代。

1978年,《學苑》編委會候選內閣合照。吳俊雄是右下角第二個。

1978年,《學苑》編委會候選內閣合照。吳俊雄是右下角第二個。

二十歲的吳俊雄,鼻樑上架著一副大黑框眼鏡

二十歲的吳俊雄,鼻樑上架著一副大黑框眼鏡

(一)兩股力量

1977年,鼻樑架著大黑框的少年吳俊雄,臉帶靦腆,站在香港大學的大門前。當年的他,只是一個喜歡讀書踢波的尋常中學生,眼鏡灰濛一片,眼前事物,都很模糊。三十多年後,吳俊雄仍戴黑框眼鏡,但鏡片早已變得清澄,一切都看得比較清楚。他發現,當年的懵懂身影背後,原來有兩股力量,正在交戰。

第一股力量,名叫「中國」。

「中五之前都少接觸這些東西,我們是一班打波的人,平時會睇小說,但不會看政治討論。到中六升中七的暑假,要搞一個關於中國的展覽。」當時他對中國毫無認識,只得找來一班華仁老鬼幫手,認識祖國。「慢慢就覺得史實不難理解,但背後的指導思想就一竅不通,於是這班師兄就教我們讀共產黨宣言,讀毛澤東思想,一堆左翼思潮的東西。」少年吳俊雄寫得一手好字,於是被推舉「罰抄」,把共產黨宣言的節錄,用針筆寫在stencil paper上面,然後再拿去印刷。「啲人話我寫字靚,其實是呃我的。」他笑瞇瞇地說。

另一股力量,名叫「香港」。

入大學前的兩三個月,正值暑假,吳俊雄閒來無事,跑去做義工,服務團體是(事後發現)大名鼎鼎的社區組織協會(SOCO)。開工第一天,他跟大隊走到觀塘小販區,當時葉錫恩議員正為小販請命。「結果我第一件job,無情情就是企出去揸咪,幫她做即場傳譯,好震撼。」自此,SOCO風吹在他身上。「落安置區、小販區,同議員見面,搞記者招待會……慢慢都接觸到。」這個廿歲少年,對香港社會,開始有肉緊的感覺。

「所以,入U的時候,有共產黨宣言在背後,亦有觀塘小販區在背後。」

可是,甫進港大,少年吳俊雄其實並不適應。不適,全因當年處於火紅年代尾聲的校園,同樣有兩股力量在對立 — 國粹派堅持「認中」,於是努力謄寫共產黨宣言,矢志為中國說盡好話;社會派不同意,認為香港社會才是當務之急,有識之士必須身體力行,聲援觀塘小販,扶助油麻地艇戶。

「兩班人會組閣,會對run,打正旗號,我是這邊,你是那邊。」新生們一邊苦練誅死敵對派系的仇恨眼神,一邊被學長老鬼們狂摸大腿,「一班前輩坐在你隔離係咁捽係咁捽,physically捽你大脾啦,思想上都會捽你想法。」吳俊雄抿著嘴,笑著說。

在這個「國粹派對社會派」的時代背景下,他步入港大校園,走進《學苑》房。

(二)學苑房的兩件事

當年的《學苑》房,位於港大圖書館旁的學生會大樓。整幢大樓,矮矮的,只有四層高,一層是飯堂,另一層是學生會幹事會、不同的學生會屬會,以及《學苑》的房間。大樓於八十年代尾拆卸並遷至校園西部前,一直是港大學生最愛流連的地方。「現在(港大)地鐵站那幅百年歷史的牆,都影到那幢building。」

吳俊雄最記得的,當然是學苑房。「間房大過現在swire(學苑房現址)那一間,房裡有個大窗,一打開可以望到走廊,出面有同學行來行去,我們就在裡面寫文。」關於這扇窗,吳俊雄還記起兩件事。

第一件,其實他不想記起。記起的,其實是趙來發。

到了七十年末期,經歷了多年高度政治化,愈來愈多學生對學生刊物的內容取向看法分歧 — 其實是不滿,在1979年在吳俊雄當總編輯的一年,常有學生把新出版的刊物擲回編輯部辦公室,以示對艱深的政治文章的抗議。

—  趙來發(已故文化人,80年《學苑》副總編輯)
《如果情色版事件在港大發生 》

「當時他(趙)就坐在窗邊,有同學一疊《學苑》咁扔回來,霍一聲,飛入來。」吳俊雄繪聲繪影,臉上又有幾分無辜。「都幾慘架,發生了這件事。我們辦報都想同學歡迎嘛,上莊時的口號都是『胸懷三千同學』。」結果同學卻以行動回應。

吳俊雄任總編輯的那十期《學苑》,我翻看過很多次。裡面的文章,用詞艱澀,理論繁多,篇篇大件頭。所以老實說,當年同學的心情,我完全明白。

總編輯竟也點頭同意。「有些重頭文章,例如學術版那些,就真是睇唔明……依家睇返都睇唔明。」他莞爾一笑。「今日唔敢睇返啦,覺得有些文章有種patronizing的語氣。」真的不看?「面紅囉,小時候做的東西,荒唐的事。」

放心,吳俊雄口中的荒唐,完全不是大家所想那回事。

那頂多是思想上的荒唐。「我們那屆提出一個最新的口號,叫『文化批判』。成個背景好馬克思主義,覺得社會表面昇平,裡面陰毒。」於是這班學生矢志批判「散播」陰毒的,意識形態。「有些理論工具,例如符號學,當年好興。我們完全唔識的,咁就抄哂啲嘢落去,批判流行文化。」

文化批判不過就是針對日常的文化意識、價值觀的問題,加以重新估量和審定。要追溯人們自己價值觀的根源,很可能是未經理性分析,仔細的反省而接納了,許多人為的現實卻被接受成為天然的、和絕對的,嚴重地阻礙人們的思考。

— 吳俊雄閣《再談「我們的話」》1979年1月《學苑》

結果當年的《學苑》文章,大部分思想左傾,不是「阿爾圖塞爾(Louis Althusser)的意識形態理論」,就是「馬古沙(Herbert Marcuse)如何打救世人」。

「完全脫離同學囉。因為文化批判好衰的,表面上就是流行文化,好接近民間脈搏的東西。但因為你要批判呢,少不免有點高高在上,我知你唔知,我見到你見唔到,所以等我話比你聽啦。」吳俊雄有點面紅。「普通同學睇到,唓!你有咩咁大把啫,捱唔住。」因此同學們善用窗口,反映民意,其實並不出奇。

這多少反映,《學苑》其實一直不是港大學生的好朋友,吳俊雄那代人的左翼思潮如是,梁繼平那代人的香港民族論也如是。「香港大學的學生都不是在想這些東西囉。(學苑)走得比較前,用一些比較認真的方法,寫出來。脫離群眾囉,但是一件好事來的。」吳俊雄比較兩代人,有此反思。

你可以取笑吳俊雄那一代《學苑》人讀死書,但又不得不承認,他們確實是一班真材實料的讀書人。吳俊雄在學苑房的另一記憶,正與「讀書」有關。

「最記得大家真是會拗嘢。拗之前的片段其實仲得意,三、四個人坐在房間無聲,面前都有本馬古沙的《一度空間人》(One-Dimensional Man),不停間書。」吳俊雄一邊回憶,一邊大笑。「寂靜兩個鐘頭之後,大家就開始拗,『馬古沙呢套嘢在香港掂唔掂架?』」之後仲相約去訂書,當時好癲的……癲起來,香港(左翼思想)的書已經比我們睇哂喇,HKU bookstore同Swindon都唔得的,就向當時好紅的英國New Left Review……有個book club叫Verso,成個catalogue剔到滿哂。」

過一陣子,郵局就把這些書,裹成人一般大的郵包,扔進學苑房。「大家就好似聖誕節boxing day咁,嘩,馬古沙續集,嘩,阿當勞(Theodor W. Adorno),好開心。跟住又寂靜三個鐘頭,不停間書。」吳俊雄雙眼發光,打趣道,「那些場面,係幾感人。」

「荒唐」和「感人」,就是當年學苑房的兩個標記。

學苑房的封塵記憶,事隔近四十年,吳俊雄仍然如數家珍。原因很簡單,當年的他,確實以此為家。

「那年基本上沒怎樣上堂,tutorial逢二進一,有一科到考試時去到門口,被老師捉住,『你係邊位,來代考架?』」吳俊雄笑得尷尬。「先生開的書單讀唔切,唯有拎自己睇開的阿爾圖塞爾頂住先。幸好我讀社會學,平日專題版、學術版的東西,都用得著。」讀書人始終是讀書人,同樣過關。「但就真是瞓身,差不多每日瞓醒就去學苑,夜晚就返屋企。」

(三)一九七九,轉向

回想最初,吳俊雄之所以入《學苑》,同樣因為那一股讀書風氣。

他自認「書蟲」,進大學時對能讓他「臭味相投」的學會,情有獨鍾,「例如是經已作古的現代思潮學會。」結果他在這學會認識了幾個有份辦《學苑》的師兄,後來再參加《學苑》迎新的沙灘BBQ,「覺得幾啱feel,班人除了燒嘢食,都會講理論。」於是身為新生的他,正式加入,先於「陸乃明閣」當專題版編輯,一年後自組「吳俊雄閣」,擔任總編輯。

1977 梁泰康
1978 陸乃明
1979 吳俊雄
1980 呂大樂

— 《學苑》歷任總編輯

怎樣的總編輯,就有怎樣的《學苑》。吳俊雄記得他前任兩位總編的脾性,更記得那幾屆的《學苑》,正在經歷怎樣的轉變。

「梁泰康莊比較多中國嘢,同當時的氣氛都有點關係……」他開始回憶。

「而陸乃明本身是一個『好香港』的人,不是那些熟讀中國歷史,一講就講三個鐘的人。」那一屆的編輯,大多對中國缺乏認識,因此根本無能力像學長一樣,從容探討大陸議題,立場亦因而被此前幾屆偏離中國,趨近香港。「我想我們有少少變,開始對香港事務關心比較多,可能大家都是由小販區行出來。」跟陸乃明一莊人共事過的吳俊雄,依然記憶猶新。

到1979年,他正式接了陸乃明的棒,上任總編輯。這個「中國 — 香港」轉向,開始愈來愈明顯。

先由「中國」談起。

(四)解不開的情意結

在國內不斷變動的前題下,在香港盲目的愛國、先設地否定香港社會制度,肯定國內社會建設,而不去探討兩者的社會本質,客觀上只構成一個麻醉作用,消極地馴服在現存香港的體制當中,真正的愛國意識也會被窒息而無從發展。所以學苑在加強認中的方向上,應要避免重犯這些錯誤。

— 吳俊雄閣《再談「我們的話」》1979年1月《學苑》

吳俊雄記得,他那一代人,對中國始終有種情意結。他任內的第一篇「社論」,大字標題「正確評價文革和毛澤東」,文章首句就是:「作為中國的一分子,我們都希望國家能夠富強壯大。」放在今天的大學校園,恐怕已被人打上「親共」標籤。

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這番舉動,已經算得上十分進步。畢竟,1976年的《學苑》封面,還是這樣的:

 

和這樣的:

吳俊雄則走了另一條路線。「有少少秉承了社會派那種看法,今日就會叫做『民主回歸』,即是對中國不會全盤否定。事後睇返,成班編輯其實都係廣義地愛國,譬如他們一有機會去旅行呢,會返鄉下、返大陸,一定唔會去歐洲。」除了因為窮,更因情意結作祟。「覺得人既然要旅行,梗係睇下黃河係點先啦!」

這份情緒,不是很矛盾嗎?我問吳俊雄。他笑一笑,然後搬出時任《學苑》專題版編輯呂大樂的親身經歷。

「呂大樂在學苑房差不多每日都講架喇,毛澤東過身那陣子,他曾經去過中國銀行門口憑弔,跟住人龍在旁觀,但一路睇一路睇,就覺得自己毫無感覺。」理性上,那代人覺得中國是「一件事」,「但其實又無人家口中的感覺,咩『見到毛澤東你會喊』,吓?真係唔喊喎,覺得好悶咋喎。」既關心又懷疑,對於中國,那一代大學生就抱持著,這樣的一份心情。

所以才有「正確評價文革和毛澤東」這種現在看來頗為「大中華膠」的路線。「毛澤東都死了,四人幫又倒了台,文革咁大件事,是否可以重新評價?可不可以挖返一些不好的東西出來講呢?但態度,就不是今日(大學生)呢隻囉,咩『中共係妖魔』,不是這種。」

怎樣不同?「抗拒的想法或者程度都有些不同。我們not so much係抗拒,反而是質疑的成分比較多,同埋大體上覺得,香港是中國一部分,政治命運擺脫不了,不可能行開,文化上甚至覺得要積極認識返中國。」吳俊雄強調,當年不是「抗拒」,而是「質疑」、「批判」,甚至「認識」。而今天的學生,「就算會『認識』,都是因為想睇吓怎樣更好地抗拒,主流個情緒都係咁。」

(五)本土意識未來臨

質疑中國,同時開始肉緊香港。

吳俊雄任內首期專題,叫DISCO MANIA,針對的,是當時香港社會的流行現象。「當時大家一齊舉手話,『我一定批判disco架,落去跳場舞先寫啦!」吳俊雄形容,當年血氣方剛的學苑編輯們,都喜歡這些貼身的本土題材。

此後,就連在學苑房出入的學生,也逐漸變得「香港」:「以往多些穿拖鞋,甚至唔著鞋,鬚又唔剃的同學,在學苑房流連。由我們那屆開始,多了『四正』少少的人,趙來發咁樣,好靚仔,好有活力的。」

這份「香港意識」的出現,既因為它貼近生活,亦源於這班呂大樂口中的第二代香港人,逐漸視香港為家。「當年是香港開始入黃金期的時候,麥理浩十年計劃的尾聲,公屋起咗喇,九年免費計劃剛剛來,反貪污捉葛柏之後廉署成立喇……一些好大的問題,你發現政府原來不是搞唔掂。」當然編輯們仍有很多的質疑。「依然有好多問題,始終覺得它是殖民地、殖民政府。」但終究是錦上添花式的評論。

慢慢在大學生群體散開的這股香港意識,跟今天的本土主義、民族論,甚至港獨論,不是有點相似嗎?我問吳俊雄。

他不同意。「當年我們沒有本土的概念,對眼前的香港事覺得肉緊、得意,於是入去批判或者欣賞,但就無包起成件事叫做『香港本土』,你可以叫佢做生活事、社會事,都得。」吳俊雄舉出同事江紹棋博士的同志研究:「50至70年代有同志運動,但是無『同志』個名,無這個label呢,你就不會將同志做的十件事加在一起。」同樣地,當年香港社會沒有「本土」標籤,「唔會將小販、房屋、電視劇加加埋埋一齊,話這個叫『本土香港的全部』。」

1978、1979年的香港,尚未成為「本土」。

「《獅子山下》首歌都未改,今日大家膾炙人口的羅文版本都未唱。」那時候的獅子山下,只有橫頭墈、老虎岩等徒置大廈,沒有「同舟人」、「我哋大家」、「不朽香江名句」,更沒有「我要真普選」的黃色直幅。

只有顧嘉煇的悠揚旋律。

「我們當年就是站在這樣的一個,轉折點。」吳俊雄像想通了什麼。

「我們由《步步高》行去純音樂,再去真是articulate到某種獅子山下的說法,其實只是三年間的事,我們剛剛站在那三年,陸乃明係小調,我就係煇哥的旋律,到呂大樂就真係『煇黃合璧』。」到82年香港前途問題被擺上談判桌,「慢慢有一種香港versus中國,命運是點樣點樣,那時『本土』先至形成,個label先形成。」

面對「本土」,兩代人的取態亦有所分別。

「譬如我當年廿歲,面對慢慢出現的『本土』,其實不太知是什麼來的,好含糊的一種感覺。」吳俊雄說。「今日的廿歲仔見到『本土』這個字,自動可以彈出三十條對『本土』的分析、想法,要什麼不要什麼,自覺好多。」

(六)繼任人

吳俊雄在《學苑》的繼任人,是呂大樂和趙來發。「兩個其實都是城市觀察者,平日唔讀書就會出旺角女人街睇招牌,然後樂此不疲地回來講返。」吳俊雄掛念趙來發。「他張張刀都利,畫畫又叻,同他傾計傾一日都傾唔完。但他很少講中國,很少講四個現代化、鄧小平,好多講招牌、漫畫的筆法。」至於呂大樂,眾所周知,鍾情觀察香港社會。

兩人接任後,《學苑》的「本土化」於是來得更徹底。

「成個版面都很不同,好年青、好城市。題材都是香港入面微觀的事,以小講大……那種氣氛好強,真是(加強)對香港的探討、認識。」吳俊雄說。

事實上,連呂大樂自己,近年也曾回顧那一段《學苑》歷史(以及懷念趙來發的離去)。

上莊之前,我跟「發仔」詳談過要搞一份怎樣的學生報。當時的結論是從本土社會出發(所以誓死在5 月號不搞「五四運動」專題)、具備可讀性的學生雜誌……他(趙來發)在最後一期合刊裏寫了一篇 2萬字的〈太平之龜:香港1841-1980〉,香港百多年的歷史,娓娓道來。時為80 年代初,社會大眾對本土社會、歷史、文化的注意仍然十分有限。他能夠寫出那兩篇很有氣勢的文章,殊不簡單。

— 呂大樂《那年,1978》刊於《明報》2009-01-19

現在重新翻開那一年《學苑》,會發現這種「香港人盤點香港事」的取向,甚是明顯。而這一年的編採路向,同樣奠定了八十年代下來的《學苑》風格。

獅子山下的香港故事,由此開始。

(七)轉折後,巨輪流轉

時代巨輪繼續轉。

1981年,吳俊雄於港大社會學系畢業,選擇留校讀碩士,研究題目竟然棄香港,取中國,做The labour process and worker participation in China,「認認真真做學術的時候,唔會做香港的電視囉,而是義正詞嚴,研究中國工人當家作主。」吳俊雄回想。「想處理中國前途問題,多過諗香港九七時會點。」

初衷偉大,但過程處處碰壁。吳俊雄帶著美好的期盼北上神州,卻發現祖國不如他所想般自由,「以前覺得會做到一些事,那次是第一次覺得,原來在中國,有些事是做不了。」之後他遠赴英國讀博士,然後回港教書,做研究。自此,再無提及「內地」,反而愈發「本土」,苦心鑽研普及文化,報答大眾媒體奶水,跟叮噹、木村拓哉、周星馳、許冠傑、黃霑交朋友,直到今天。

正當吳俊雄北上大陸工廠,研究「中國前途問題」之時,戴卓爾夫人就在人民大會堂外跌了一跤,「香港前途問題」正式被擺上官方議事桌,以及百姓茶几上。

當年,就連黃霑 — 這個看起來只懂風花雪月的「fussy佬」 — 那一兩年也開始在報章專欄有意識地、全天候地談中英聯合聲明,評論民主政制。這是黃霑書房主理人吳俊雄近年翻揭舊報紙的發現。

之後的事,我們都心知肚明。香港社會的歷史軸線,刻上一個又一個轉折點:聯合聲明,八九六四,九七回歸,零三七一。時代巨輪轉完又轉。

《獅子山下》一曲同樣歷經轉折,由電視機喇叭傳出的家傳戶曉主題曲,變成官員離地唱出的「不朽香江名句」,最後傳入夏愨道街頭,萬人合唱,黑衣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

(八)二零一五,香港

《學苑》同樣走過蜿蜒曲折的路。告別火紅七十和香港八十,它開始跌跌宕宕,陷入低潮,直至最近幾年。

就連平日在港大校園行走的吳俊雄,幾乎也忘掉這刊物,「有段時間好像在有出與無出之間,看起來不是太認真去搞份報紙,是有點洩氣。」這位大師兄慨嘆。

直至這一兩年,情況有變。「你真的要sit up,似樣喎。文章大件頭,紮實咗,有紋有路。」吳俊雄不盡同意所有觀點。「但在公在私都要睇啦,譬如我上堂還在教這些東西。他們用的參考資料,我們教書都不夠他看得快。我有時見到,呀,呢個參考都幾好喎,可以用在Nationalism那一堂。」他欣賞他們的認真。

以及自覺。「我記得以前我們就是將書搬落去(文章),通常八成係書(的理論),兩成講香港。」著吳俊雄比較兩代人的寫作。「他們現在第一件事就是眼前發生了一些事,要想想怎樣分析,『遇到這難題可不可以借Hobsbawn來幫幫手』,個出發點有點不同。」上一代探討理論,這代人借助理論來表達觀點。

「還有,他們的社會感好強。好多東西都是從運動裡面反彈回來,好lively,不是閉門造車。」吳俊雄那代人,處於火紅年代的尾聲,參與過的社會運動,不是金禧事件,就是艇戶事件,不算大事。「但這一兩年的香港,每日都是急風驟雨,無論是在街上佔領,抑或在傳媒上旁觀……in movement的感覺都比當時(七十年代)的文章強。」

 

亦因如此,梁振英才會出手(或口),抨撃《學苑》,殺一儆百。

作為《學苑》大師兄,吳俊雄心情如何?我追問。結果,他沉默了許久。

然後徐徐吐出一組又一組詞語:「奇怪啦,唔贊成啦,過分啦……」然後又是沉默。

「事後睇返一連串的東西,真是好像寫了劇本一樣,政府是有心做這件事,這個(整頓學苑)是第一步,第二步對陳文敏,第三步是什麼,就不知道。」

他沮喪。

「道理只是很簡單,《學苑》一班脫離群眾的同學去討論一個題目,無論如何都不至於被批評囉,尤其是施政報告。這件事出哂位,但個政治形勢就係咁。大家可以赤膊上陣,一些所謂潛在的規矩都不用理,什麼叫得體,什麼叫適合,都不理……這只是一種鬥爭策略底下發生的事。」

「唔鍾意見到咁。」這一句,吳俊雄說得最為斬釘截鐵。

是黃霑桌面,也是吳俊雄桌面。(出自ReadIt 悅閱 facebook )

是黃霑桌面,也是吳俊雄桌面。(出自ReadIt 悅閱 facebook )

(九)尾聲,我們想起霑叔

訪問尾聲,因為獅子山下,我們又談起黃霑。

吳俊雄跟黃霑亦師亦友,霑叔生前在港大讀博士,專程旁聽吳俊雄的「香港普及文化」學科,還堅持坐第一排,不時舉手發問。課堂以外,二人不時聚首,到飯堂吃雞翼,黃霑請教吳博士文化理論,吳俊雄從霑叔口中得知香港流行文化工業的種種。

直至黃霑零四年去世。吳俊雄受黃家所託,走入書房,結果發現寶藏、黑盒,還有一個事實 — 原來黃霑也當過《學苑》編輯,時為1961年。

你之前沒有跟他相認嗎?我禁不住問。

「對住張相講囉。」他苦笑。「原來大家都係《學苑》的。」眼神裡,好像有幾分遺憾。

然後,我把視線移向吳俊雄的書桌,桌面是一塊玻璃,裡面夾著黃霑書桌的top-shot相片。乍看來,不同時空的兩張書桌,彷彿合而為一。

獅子山下的香港故事注定在轉,但一代與一代學苑人之間,隱約有種精神,在傳承。

黃霑到吳俊雄如是,第二代人到被時代選中的這一代,也如是。

黃霑。

黃霑。

文/亞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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