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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學苑人 4】由一九八四 到無我抗爭

2015/2/27 — 21:20

香港社會的歷史軸線上,有許多許多根標桿柱。往前追溯,2003、1997、1989……然後理應數到1984年。

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多輪談判,雙方逐漸達成共識。同年12月19日,趙紫陽與戴卓爾夫人於人民大會堂簽署正式《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命運,從此改寫。

如此大事,照道理應該在大學校園鬧得沸沸揚揚。翻開1983、1984兩年《學苑》,又確實讀到不少談論香港前途的文章,當中一篇名為《香港五百萬人自決前途》,更隱約有今天《學苑》編輯們所提倡,「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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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章影印下來,去找1984年《學苑》總編輯周華山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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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問我當時在《學苑》做什麼,我真是答不了,真的沒印象。」甫見面,周華山就不諱言。我以為只是謙虛。

於是從背包裡掏出了一疊事前準備的影印本,有的是少年周華山寫的專欄文章,有的,則是當年《學苑》刊登,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政治評論。

怎料他還是搖頭。「我已經完全不記得了,無咩感覺,講真的。」其中一張,寫著「周華山致評議會辭職信原文」。他瞥了一眼,微微一笑,又把文章全疊遞回。

「原來我辭過職?都不記得了……為什麼呢?」周華山一邊輕抓頭皮,一邊自言自語。「真的想不起。」

所謂「沸沸揚揚的香港前途問題」,又或是什麼「香港社會的歷史標杆柱」,對於周華山,以至同代的港大學生而言,可能只是一場事後回想式的,美麗誤會。

(一)洗腳教授

訪問約在灣仔一幢商業大廈進行。那個地方叫「自在社」,是周華山2006年創辦的組織,提倡「正能量」,提供一系列有關身、心靈健康的個人成長課程。

推門而進,偌大的房間就像一間舞蹈室:盡頭是一整排窗子,俯瞰灣仔街景;另一邊則是一幅鏡子牆,鏡前擺放了一疊疊椅子。「我們每晚都有活動的。」周華山笑容滿臉地介紹,然後遞上自己去年出版的著作《無我抗爭》。

封面是一幀黑白色的相片,周華山同樣滿臉笑容,卻在洗腳,一雙滿佈泥濘的腳。

外人恐怕很難想像,這個洗腳的人,曾經是大學教授。九十年代,周華山先後在理工與港大教書,專研性別與文化,著作一本接一本,其中《異性戀霸權》、《同志神學》、《同志論》等書,既是當年學術界走在最前的先鋒作品,又是此後本地文化及性別研究領域的經典。今天的新一代同運分子,許多都看周華山的書長大。

九十年代尾,出於好奇,他毅然走到雲南山區,在素有「女兒國」之稱的摩梭族生活了五年,回港後遇上他口中的高人,放下一切,專注修行,近年成立「自在社」,當上全職義工。

前男拔校長張灼祥的描述最貼切:「眼前的周華山,不再是當年意氣風發、在港大教授社會學與心理分析的周華山,也不是到雲南山區『女兒國』生活五年、寫出紮實研究的周華山。」

周華山當然沒有否認。「三十年前,搞《學苑》、搞社會運動、搞同志運動,我做了很多很多東西,沒錯是幫到好多人,是有價值的,我絕對無否定那些事,但做這些有價值的事同時,有一層呢,我從來無處理過的,就是……我的『自我』。」

也許正因為前半生過於「自我」,近年的周華山,才堅持提倡「無我」。

周華山當年在《學苑》的專欄。經常語帶譏諷。

周華山當年在《學苑》的專欄。經常語帶譏諷。

(二)歲月輕狂

他的「自我」,要由大學時期說起。

1981年,周華山入讀港大,本來打算讀經濟。「想賺錢嘛!上了幾堂之後悶到抽筋,不是太適合我。」於是開始接觸社會學和心理學,如獲至寶。「嘩!我成個世界係爆炸,真的很震撼,乜原來可以這樣去看事情的,好興奮好興奮,當時真的非常興奮。」現在回想,依然一臉雀躍。

找到志趣,周華山自然如魚得水,他說當年的自我,變得「超大」。「當然是不自覺的,特別我又串啦,識講嘢啦。」於是他開始周圍講talk,又一人分飾幾角(男女不拘)寫文章。「周圍BELI BALA,懶醒,所以好乞人憎的,但自己還不知道。享受很多特權、自由呀,感情上,等等等等。」像校園裡的明星嗎?我問他。

「不可以這樣說,只是以為自己好巴閉,好……」周華山顯得很尷尬。「其實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他搖搖頭,拒絕說下去。「我不想多講,這不是我現在認同的東西來的。」很明顯,這段個人歷史,他極欲刪去。「當然我很接納我有這些部分,無過去的我,無今日的我。正正因為我曾經這樣自我中心,先至有強大的力度想去修行,想去修心。」

翻開那些年的《學苑》,不難發現周華山的「舊我」。

上莊前的一年,他踴躍投稿,這邊廂以筆名「思嘉」撰文,從女性主義出發,探討大學生的性與愛;那邊廂用真名周華山寫文章,諷刺同代的典型大學生看來「認祖關社」,實質無料、乏味又現實,字裡行間,是憤世嫉俗,又是恥笑譏諷。

「轟轟烈烈的時代已經過去,80年代是無趣,苦悶和無癮的一代,連HKU也如此,U仔,去死吧!」

— 周華山《學苑》1983年

嬉笑怒罵的態度,恐怕是少年周華山張狂自我的明證。

又或是一個蒼白時代的明確反映。

少年周華山看不過眼,因為八十年代初的大學校園,以至《學苑》本身,都彌漫著一股「不問世事,自求多福」的氛圍。

不滿,可能因為有比較。周華山的兄長是港大學生,是七十年代尾的學運分子。「細個成日聽他講國粹派同社會派的鬥爭,令我覺得,『嘩!好fascinating!』到他1981年踏入港大校園,氣氛雖然褪色,但仍在。「還有很多認中關社的討論,要關心社會,關心人民,仲聽到這些passion。」過了一兩年,情況有變,大學生,以至《學苑》,不再火紅,開始啞色。「已經成個社會好現實,八十年代是香港飛黃騰達的時候,開始進入魚翅撈飯的階段。」他皺一皺眉,「(就算)關心社會,都帶住很多要成就呀、要威呀、要富裕的心態為主。」

「成個世界香港最好!邊度有香港咁好吖!」是周華山記憶中,當年大學生的所思所想。

(三)前途問題

1983年《學苑》,有一篇遊戲文章,名叫「十大HKU魅力男士選舉」。一如所料,周華山的大名,赫然在列。而在他上面,有另一個人名,叫「曾錫堯」。

「這是在稿源不足下,不知哪位編輯急就章的遊戲文章。」回答的人,正是文中的「曾錫堯」。他是1983年《學苑》總編輯,亦即周華山的上莊。今天,他已定居澳洲,生活寫意。

但人稱「曾堯」的他,仍然記得三十年前的事。「80年代香港經濟進入繁榮期,但前途不明、人心不安。」他同意周華山的說法。「一般港大學生都不愛談中國或香港問題,失去激情似乎有點誇張(從來沒有激情過),但變得更現實似乎說得通。」

曾錫堯形容,「由火紅走進現實」的氣氛,同樣體現於《學苑》:「那年頭,稿源持續不足,編輯每期都要以真名及筆名寫多篇文章。」1979年總編輯吳俊雄曾提過,他任內的《學苑》,每期收到數十份投稿,編委會動輒有幾十人。由吳口中的「數十份來稿」到曾錫堯任內的「稿源持續不足」,中間竟然只隔了四年時間。

整個港大校園的氛圍經已轉變,就如周華山當年所感受、所忿恨的。

但那時香港不是要面對前途問題談判嗎?大學生不可能不著緊吧?我問曾錫堯。

「學生會圈子的話,當然是傾向支持民主回歸。」但當年的學生跟今天的一樣,不願被代表,結果發生了「戴函事件」 — 82年底,港大學生會致函戴卓爾夫人,重申「中國擁有香港主權」、「港人民主治港」的立場。港大學生不服,於是召開千人大會,反對信件內容。

看似風雲變色?但曾錫堯又明言,主流的港大學生其實不願表態。「各種立場都有,但更多的,是大家都不願表態,覺得自己的意見、意願毫不重要,香港前途不在我手。談判一旦有結果,來之則安之。」他回憶。

那幾年的《學苑》人,則為了刊物的立場取態而爭論不休。一方面,他們在中英雙方的政治角力上,無所適從;但另一方面,監察學生會的職能又是《學苑》多年傳統,於是對於學生會的「民主回歸」取態,他們大加質疑:

「五百萬人的命運,竟然決定於兩個巨人的角力之下,這是一宗荒唐的買賣。我們只是一部機器,一件貨品,有誰會理睬我們的一聲異議?……
國家、民族,掛在我們的口中,不過是一些空泛的名詞。我不相信,更加不接受因為所謂「國家前途」、「民族利益」,便可以捐棄一己的尊嚴……
中國、英國,都不過是希望在我們身上,撈一些油水;但真正的主人是我們,五百萬人團結在一起的力量是我們的武器。」

— 編輯關永祥、洪逸生《香港五百萬人自決前途》,1983年9月號的《學苑》

這不是曾錫堯一屆編委會的一致立場(因為沒有),但多少反映了《學苑》對當時學生會,以至香港社會、知識分子主流取態的異議 — 道理,就如同今天《學苑》編輯們提倡「香港民族,命運自決」。

「但其實,那時這種來自『書生之見』刊物的民族自決論,並不特別令人覺得離經叛道,引起的反響也頗有限。」曾錫堯不忘補充。「該文除了在學運圈子引起短暫爭論外,同學沒看法(同學都不大看《學苑》),社會更沒有看法(社會大眾和傳媒也不大看《學苑》),基本上波瀾不興。」情況明顯迥然不同。

從曾錫堯手中接過《學苑》棒子的周華山,基本上同意。「當時有過一些討論,但我都已經好模糊。」他側起頭,用力回想。「都有人講過港獨,有人提出過,只是不成氣候。講之嘛!」

所謂的「香港前途問題」在當年的《學苑》,未算是一件天大般的事。今天回望1984年,多少像一廂情願式的一場美麗誤會。

(四)失憶現實

關於當年《學苑》的事,周華山說,自己甚麼都忘記了。「如果你問我當時在《學苑》做什麼,我真是答不了,真的沒印象。」

有《學苑》人憶述,周華山上任當年,罕有地出現「兩閣對撼」的情況,選舉後兩閣合而為一,結果矛盾頻生,總編輯在任期過了三分二的時候,以「自己根本不適合承擔總編的重任」為由,正式請辭。

1984年9月,周華山辭任《學苑》總編輯。

1984年9月,周華山辭任《學苑》總編輯。

就連這件大事,他也想不起。「真的不記得了。」他瞥了那封「請辭信」一眼,然後笑著說。

坦白說,我無法判斷,周華山究竟是真的失憶了,還是跟之前談到大學生涯的「自我」一樣,防衛機制啟動,不願再提 — 不過,這其實又有什麼所謂?至少我們現在能夠肯定,八十年代的大學歲月,對於今天的周華山來說,一點也不重要。

香港前途問題太沉重,巨人暗中角力,學生改變不了,於是當年自認關心社會的周華山,開始把視線轉到另一個層面的政治 — 性。多年來,他專研性別、性取向等議題,在大學教社會學、心理分析,並走在前線、身體力行,積極參與同志運動。

這個別人眼中的前衛學者,今天回想,覺得當時做的很多事,看似幫助了許多人,但說到底,其實是為了自我,「是achievement,還要是MY achievement,甚麼都是ME、ME、ME,裡面有一個big fat ego。」他自認當年的自己得到了許多「名利權色」,但不快樂。

當然,他只是芸芸香港人的其中一個。

中英簽訂聯合聲明後,香港前途就此扳上圖釘。有人恐共移民,留下來的市民接受政治現實,同時設法令自己變得更加現實,擁抱自我,抓緊成就,然後跟香港社會一同起飛,走過六四的傷痛,跨越九七的恐懼,直至零三。

(五)自我修行

2003年,完成雲南女兒區田野研究回港的周華山,在朋友介紹下,認識了一個出家人。他說,這是改變他一生的經歷。「一生遇過好多叻人,特別在大學教書,個個都教授,都是聰明的人……但我從未見過一個人的內心,這樣pure。」他形容自己內心深處被撃中,整個世界崩塌,猛然覺醒自己一輩子都以我為先,實情在自欺。

於是這個大學教授撇下正職,每日就跟著他口中的老師修行、修心。「日日聽他講嘢,每日只是行山、游水、打坐。跟住好快我發覺自己好快樂喎,無身分、無角色、無錢、無女,乜鬼都無,但同時我發現,咦,這體驗好正、好特別,好像一個BB,由零開始,重新學做人。」於是決心這樣過生活。「銀行仲有廿萬,可以過好簡單、好簡單的生活,住在阿媽度。」覆述自己「見證」的時候,周華山的樣子,依然很興奮。

無所事事兩年後,他決心求變。「有一日叮一聲,同師父講,我找到人生的出路呀,就是將修行跟學術嘢integrate,會幫到好多人架!」他師父未聽完,就盯著周華山。「華山,你仲未玩夠呀?你再係咁,會自殺的。」

他下詔罪己。「我又慢慢開始找另一個夢想去呃自己,其實又是證明我的價值。表面上在幫人,正如我三十年前搞學苑,搞社會運動,搞同志運動……幫到好多人,是有價值的,我絕對無否定那些事,但做這些有價值的事同時,有一層呢,我從來無處理過的,就是……我的『自我』。」一年後,他師父覺得他成熟了,重提舊事,於是周華山正式創辦「自在社」,將自我修行結合心靈治療,一直到了今天。

坦白說,像周華山這樣提倡個人修行、心靈成長的人,很容易給人「看破凡塵、不問政事」的印象。怎料訪問當日,周華山一邊拒絕多談自己的大學生涯、學苑歲月,一邊堅持發表對香港政局的看法。

梁振英抨撃《學苑》一事,他也有看法:「當時我覺得意外,好意外。我覺得這反映一個人的心理質素同埋恐懼感,他的內心、胸襟有幾闊、有幾狹窄。」談的當然是梁振英的胸襟。「只能夠盛載到一些自己友(的意見),這個是社會的悲哀。」

「統治者無朋友,這個是很罕有的,人類歷史上都不常見……當他(梁振英)做了一些大家不認同的事,幾乎無人會出來捍衛他,這個是好罕有、好罕有……亦說明了很多東西。這個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有怎樣的制度,就有怎樣的結果囉,欽點同普選的結果(分別),換掉特首亦都無解決到個問題,制度不變,只會搵到陳振英、李振英、何振英……」周華山連珠炮發。

因此,他為《學苑》被轟一事而忿忿不平。「絕大部分社會裡的大學生,都是在文化、藝術、思潮、創作方面行得比較前,是社會的寒暑表,反映到社會的活力、創造力,可以行得幾遠,個flexibility有幾大,個stretching可以有幾闊。而我哋連一班學生的學生報討論都要封殺、都要批評,其實是悲哀的。」

學苑 soc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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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無我社會

這些看法,是因為他曾任《學苑》總編輯嗎?「完全無關,我真的無甚感覺了。」周華山堅決否認。「我覺得關心政治,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整個社會的思潮,大家都被捲入去,我同政治是無法分割的。」

我不明白。一個專注修行的人,不是應該漠視世事紛擾,專注個人修為嗎?「修行不是跟社會政治脫節的。」周華山絕不同意。因為在他眼中,修行需要落實於社會層面:

「即使個人修行已經完滿,眾生仍每天面對痛苦煎熬。倘若我們漠視社會的不公義,就可能淪為幫兇,變相鞏固並強化不合理的社會壓迫制度。所以,修行人的慈悲大愛,需要落實到社會公共領域。」

— 周華山《無我抗爭》

因此他一直繼續關心政治,既欣賞佔領運動年輕人的付出,「真是拎條命出來」;又不時游說其他朋友,「真普選其實都幾好吖,你話係唔係?」他認為一切社會不公,「無論是紅隧塞車,抑或菠蘿包加價」,都是制度下的結果。「普選當然不是萬能,但選舉的價值,就是確保人民當家作主……必須有一個真正普選的機制,先可以確保這個精神能夠deliver到。」

修行需要關心社會,關心社會的人亦需要修行。「特別在現在風高浪急的政治環境下,人很容易變得很沮喪,或是很激烈。」周華山看到當中的隱憂。「如果我帶住憤怒去大叫,我要真普選!」他突然大叫。「無人會buy的,無人會聽到『普選』兩個字,大家只會覺得,華山你有好多情緒喎,他們會彈開的。」

「所以我很渴望『無我抗爭』,如果抗爭是帶住個『我』,帶住『ME、ME、ME』去抗爭,就死架喇,一定同你對立……行不通的。」

周華山繼續苦口婆心。「民主最重要不是個制度,而是生活上的精神,一種互相尊重,對diversity、difference的respect,甚至cherish。」

由1984到2003再到2015,周華山經過了由「超自我」到「無我」的心路歷程。香港社會,同樣走出回歸前的「政治冷感」,變成七一的「還政於民」、雨傘運動的「我要真普選」……下一步如何?

「這一刻我們未必看到政治前景,但只要我們繼續咁去,you never know。」

周華山始終,笑容滿臉。

文/亞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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