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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制度 什麼學者 — 專訪馬傑偉

2015/2/4 — 14:07

馬傑偉,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馬傑偉,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馬傑偉在中大教了廿年書。這天,他說自己要退下來,淡出了。

「我覺得我唔應該再教書囉……」話與話之間,他愛摸摸自己嘴唇。「我嗰一套在新的環境下唔係好適用囉,應該比更加精通、更加可以幫到學生的人教。」

他強調自己不是灰心,也沒有失望,而是快樂地離開:「覺得好似一個一個浪咁……一個時代、一個制度,訓練出一種新的學者。」語氣沒有絲毫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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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公布「2014 年研究評審工作」(RAE) 結果,把香港各大院校近六年的研究,評予等級,呈現公眾眼前。這,正是馬傑偉口中的「一個制度」。

「現在的評級有好多好處,令到學者無得自圓其說,話『我好叻』啦……又真係會令到香港在國際學術界的 visibility 更加高,係咁 push 你去 4-star 嘛!」對於這個量化研究成果的制度,他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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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個學術遊戲,他拒絕再玩。「如果畀我翻轉頭,而家三十幾歲,再選擇職業,我一定唔會做教授!」馬傑偉又摸著嘴唇。

「我的情操,唔會鍾意做我依家嘅嘢。」

摸嘴唇,就是教授心情複雜的時候。

* * * *

馬傑偉,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專研香港流行文化、大眾媒介,在學術圈子打滾了廿年。這一天,他似乎有點匆忙:訪問前,他要開會。甫來到,用十分鐘吃了件三文治,喝了杯咖啡,訪問就開始。一句鐘後,他又要連忙搭乘校巴,回到山上的辦公室。為的,也是開會。

這就是一個大學教授的(某部分)生活。

我們約在中大書店旁的咖啡廳見面。亮著錄音機前,馬傑偉預先警告:「這件事,一般人其實唔太關心架喎。」

這份好意,不難理解。上星期,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公布「2014年研究評審工作」(RAE) 結果,把香港各大院校近六年的研究,評予等級,呈現公眾眼前。

對此,媒體反應熱烈,煽風點火:《文匯報》連日發炮,狂轟港大(尤其是法律學院)「成績慘淡」,「不務正業」,「研究表現大大褪色」;其餘報章把成績表置於顯微鏡下,比較各校成績,稱讚科大獲評為四星的研究,數目遠超其他院校。

偏偏,市民興趣缺缺,反應平平。也難怪,大學院校向來有如象牙塔,高不可攀。高等學府的研究質素、離地學者的學術表現,試問跟升斗市民又有何干?

對此,馬傑偉當然不同意。「大學係發掘新知識的地方,而要發掘知識,就要資源。」教資會評審制度的存在,正是把資源作最合理的分配,為整個社會築起最多的知識堡壘。「學者的心態實在太奇特喇。佢係好獨立去諗個問題,用盡佢個方法去解答問題。」學者的解答,就形成「新知識」。

制度有效提升學術水平

但知識產生的過程,以往沒有監管。「如果無一個制度去評核佢,係靠良心呢,(學者)逗份人工,閂埋房門,即係可以『無為』架喎。」因此馬傑偉認為,客觀的學術評審制度是有其必要的。只不過現行制度又是否公平客觀?「個制度已經想避免主觀嘢,所以寫明四星就代表點點點。咁係令到成個學術界更加push去一個理性化、行政規管的秩序,對香港的國際排名係有好大的鞭策力量囉。」

但這種重視行政程序的制度,經常被人文學科的學者大力鞭撻。「我都明嘅,因為我都係嗰度出嚟嘅。對程序、工具理性、一切規管人的創意同想像嘅嘢,都覺得係壓迫性啦。」馬傑偉想了半秒,提出不一樣的看法。「我就唔覺得,真心唔覺得。佢真係會令到香港在國際學術界的 visibility 更加高,係咁 push 你去 4-star 嘛。你知唔知,全球最 top 的 journal 好頭痕架,(作者姓氏)又 Chan 又 Ma 。你是但搵一個同香港 comparable 的 city,New York City 或者 San Jose,佢 output 的國際論文……香港(論文之多)真係好恐怖架!」馬傑偉笑說。「咁我覺得係好架喎。香港點解有咁多國際學者肯來教書、visit,作為跳板認識大陸呀,就係咁囉。」

當機械化評核成為日常

結果亮麗,過程卻令學者蒙受壓力,因為教資會的制度不單影響研究經費分配,這套理性準則,更會滲進大學教員的升遷聘用,日常評核上面。「依家我們;(的評核)有教學、研究、服務三瓣呢,有分ABC級,好似九宮格咁,比哂分架,蓋哂黑豬,蓋哂兔仔架。所有黑豬同埋兔仔,都有好 specific 的準則。」馬傑偉感受很深,「成個過程係好機械式的,分到好細。」

學者們因而受到極大壓力。「(初入職的助理教授)大部分都係三年約接三年約,加埋六年。第一個關卡,已經要有類似 RAE 標準的 output。咁嗰度已經可以殺你喇。過咗關,六年裡面你又要滿足嗰啲條件。」否則升不了副教授,一切又要推倒重來。「又要去第二間,痛苦既過程又要再嚟過喇。人無乜幾多個六年架嘛,哈哈哈。」馬傑偉笑得無奈。

是無奈。不過置身學術圈子,就得參與這個遊戲。面對教資會六年一度的研究評核,每位學者必須提交四篇論文,期刊文章與專著皆可,不限語文,四級評分。要獲得三、四分,須有國際影響。當時,馬傑偉為此費煞思量,因為學術界向來重英輕中,重期刊輕專著,但他自認投入最多心力的,卻是自己的中文著書。「書已經賤種啦,仲係中文添!」

「咁咪陀衰家?」

內心掙扎,全因分數不單影響學者自身,更會左右學院所得撥款,「咁咪陀衰家?」終於,馬傑偉提交的四個項目中,包括一本英文合著專書,一篇英文期刊文章,再加兩本中文論著。前兩項問題不大,後兩項兵行險著,但他始終無悔。

「我好決絕,唔會再玩呢個遊戲,我內心相信嘅嘢,我要做到出嚟。」

訪問當日,馬教授仍未收到自己研究的評分。他其實不太擔心自己有幾多顆星,卻憂慮這種成績至上的風氣會繼續在象牙塔內蔓延。「我唔知今次之後有無部門會赤裸到公布個別老師的成績,貼出嚟……咁就勁恐怖。」情景很難不令人聯想起,保險經紀的業績龍虎榜。

文化脈絡難以量化

評審制度除了功利,亦有顯著漏洞:它難以評核本地文化元素。自然科學等範疇的研究,由於文化背景不太重要,評核亦較清晰直接;反觀社會人文學科,文化脈絡交錯縱橫,評核亦難用一般通則劃一進行。以「國際性」來判斷評級的制度,結果輕視甚至扼殺了不少本土社科研究。「佢一定唔係四星,佢(評審)都唔知你噏乜。佢好本土,國際未必有興趣。一係你就提升到好抽象既層面,但一去到抽象層面呢,那些文化的肌理又無咗。」馬傑偉解釋。

看得出,這正是他所肉緊的。「平心而論,文化的獨特性對人類極之重要,多元嘛。學術的研究呢,會好似養分,令到香港的社群,除咗更有活力之外,仲stretch到inter-subjectivity。」馬傑偉說,香港人對自己的社群、地方,向來有一套常識框架,例如「鍾意絲襪奶茶」、「以前係漁村」。而一些有活力、有啟發性的本土研究,正正可以放大框架,擴闊港人對本土的認識。「對一般阿叔阿伯都好重要,令佢不停有生氣呀。」

本土研究「對阿叔阿伯都好重要」

他隨意舉例,「好似大澳漁村的研究。如果教授講下,感染一班人,之後電視台又拍下,咁啲人來香港咪唔會覺得『又係 7/11 又係 Mark & Spencer 又係 HMV』囉。」香港研究生產出來的知識,可以帶動連鎖反應,「由學術生產到教育,普及到大眾媒體,到一般人對呢個地方的認識、感性,到最後去到一個好 vibrant 的社群。」但當學術制度再無法容納活潑的本土研究,香港人對香港地方、身分的理解,自然停滯不前。

馬傑偉因此期望,教資會的領袖會有遠見,對文化、社會發展有所承擔。「不單止花心思整九宮格出嚟,仲花心思整一個花園……」一個培植香港文化社會獨特研究的花園。「咁將來香港在國際學術界名列前茅之餘,仲有香港個stamp喺度,唔係一個 copy of Harvard and Cambridge。」具體可以怎樣做?「有一個 mainstream plus、彈性啲、多元化的尺去量度文化元素特別高的研究。」他嘗試提議。「呢個都係對文化多元性的一種尊重。」這個空間,單是想像,已令教授雙眼發光。「咁就好正喇,好理想喇……但唔難做得到架喎!」

我嘗試把教授拉回現實。與自然科學相比,人文社會研究不用購買儀器、試管,只需請個研究助理回來助陣,那評分低一點,經費少一點,不是很合理嗎?馬傑偉並不同意。「呢個係對學者的 stigma,在個遊戲入面低分,會鼓勵佢做其他野囉,起碼唔會做國際 visibility 低、獨特嘅嘢。」在現存系統下,不少獨特研究,都變成了「要 argue、justify」的異例。

「咁當事人就好無癮囉,要花好大氣力去解釋,為求穩陣你梗係 go for 4-star 啦,go for 大隊啦,學者會權衡輕重。」

新制度生產新學者

不過話說回頭,學者不是鐵板一塊。馬傑偉強調,在時代的制度下,會訓練出一批新的學者。「會在 institution 入面 adapt、生存,然後再追求一些成就。」他舉例,「呢個制度下,搞本土的,可能會整咗個會講廣東話的 Gordon Mathews 出來囉。」Gordon Mathews 因研究重慶大廈的低階全球化現象,而在近年國際學術界享負盛名。「又或者一個香港仔,會搵到好特別的案例,寫中又得,寫英又得,百足咁多爪,咁都得架。我都見到有咁嘅人喎!」他拒絕悲觀。但有人有膽色有天分去駕馭制度,也不代表什麼吧?馬傑偉點點頭,「教資會的領袖應該喺個制度上等佢 flourish,而唔係等一個天才,好似沈旭暉,呢樣得果樣得。」

畢竟,香港只有一個沈旭暉。近年走在大學校園,馬傑偉碰見的年輕學者,多是灰頭土臉。「依家入嚟嘅好辛苦。我唔係睇到太多對人、對社會、對自己呢個研究的熱情……可唔可以增進到人對社會的了解,對人性的了解……嗰啲比較終極的問題。作為一個學者,你覺得好有意思架嘛,諗呢啲。嗰種愉悅的感覺、感情,依家好少見囉。反而係愁眉苦臉呀,『又被人 reject 咗』,嗰啲囉。」

馬傑偉摸摸嘴唇,陷入沉思。

「以前個腦無咁多把尺」

我知道他想起當年。「我初初嚟的時候好 enjoy,對知識有一種好強的好奇。我覺得做研究好有社會作用,完全唔理會嗰啲評核標準。總之我用盡我的方法來做教學同研究啦。」當年根本沒那麼多「評核」和「標準」。「學者個腦入面無咁多把尺……」馬傑偉打個比喻,「其實唔止尺喇,係刀槍劍戟嚟喇,你做唔到就會拮到自己。」於是,學者們只得遵照標準做人。

「起碼要達到那些目標先,嗰啲係生存的首要條件囉。」

但他始終覺得這些尺是有需要的。現代社會看重理性、秩序,學者做學問,跟消防員救火,中醫師執藥一樣,都該要有規則要守。「只不過學術界以前有好勁的學者,係 expert 嚟嘅,(大眾覺得)憑良心啦,他們會有對知識追求的真誠。呢個係 good will,但 good will 好難做資源分配嘛。」於是就需要一套制度去管。

這豈不會滅掉學者們那團火嗎?馬傑偉不完全同意。「咁又唔需要浪漫化舊時嗰種。等有心的學者自發上天入地,嗰個係好美麗的圖畫,好 rosy 咁。一百個都有十個八個會咁,然後可能有幾十個比較懶啲,但爛船都有幾斤釘。仲有啲就唔鍾意做研究,只鍾意教書……舊時陳特呀沈宣仁呀,最尾十幾年乜都唔寫架嘛,但係就好有 wisdom 咁樣。」他想強調的是,有稜角有熱誠的學者,向來不是多數,學術圈子裡一直充滿著不同的人物。「無咗啲尺,學術界就有好多唔同的奇怪人物囉,咁就係佢可愛的地方。依家有哂尺,就將奇形怪狀的人,收窄為一個 standard。」

這關乎學者的責任。在發掘有價值的新知識以外,馬傑偉看重的,是對大眾的啟發:「有部分學者比較能夠啟發人呀,走入人群呀,帶他的知識同社會有碰撞呀。這些學者會愈來愈少囉,咁……都幾 sad 架。」

「我唔識面對有心的年輕學者」

訪問期間,馬傑偉一直保持心境開朗。對於「標準」、「尺」、「評級」,他都予以肯定,堅持不樂觀但也不悲觀。但談到年輕學者的處境,他不禁嘆氣。「年輕人始終有種情懷,嗰種情懷我哋呢啲『老油條』睇化咗就少架嘛。但係佢最有情懷的階段,就有咁大壓力,要佢喺個六年入面要 produce,咁咪……」他找不到貼切的形容詞。「如果畀我翻轉頭,而家三十幾歲,再選擇職業,我一定唔會做教授!我的情操,唔會鍾意做我依家嘅嘢。」

有的年輕學者在制度裡迷失,有的想入場,卻連門都沒有。「係好難架,佢唔fit囉,入場都入唔到。」要fit,就要學習遊戲規則。「依家有啲一入嚟就話『我有幾多篇 SSCI 』(社科期刊的國際指標),咁囉。」語畢,馬傑偉呆了一會,再說,「That’s why 我唔再 take 研究生喇,我唔識講唔識教,學我就死得,即死。」他露出慘笑。「我唔識面對後生、有心的學者,更唔想見到他的熱情慢慢消失,對我嚟講,係好 sad 嘅。」

因此他說,自己只會留在大學多一兩年。是時候淡出了。「我覺得我……(想了幾秒)唔應該再教書囉。我嗰一套在新的環境下唔係好適用囉,應該畀更加精通、更加可以幫到學生的老師教。」他摸著自己的嘴唇,又靜了十數秒。「不過我係開心地走嘅,覺得好似一個一個浪咁,希望新 generation 的 local scholar 都有一種對社會的關懷、文化的關懷,用學術的形式去回饋社會,回應時代。」

「我個方法現在未必在這個制度裡面做得好……」這個前浪,摸摸嘴唇。「……或者得到好的評分。」語畢,我們相視而笑。

是苦笑,淡淡的。

文/亞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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