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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識介入社會

2018/4/11 — 12:04

圖片來源:區家麟博客

圖片來源:區家麟博客

蔡子強:我在逸夫書院有教授書院通識課程,名為「領袖之道」,相信在座有些同學都有修讀過。但我心知肚明,自己不是一位出色領袖,原因是沒有意志揹起沉重的十字架。回顧歷史,無論耶穌基督、甘地、曼德拉或德蘭修女等,他們被後世視為偉大領袖,其中一個主因便是擁有這樣的意志。在我的學者朋友裏,我認為唯一有這種素質的就是陳健民。認識陳健民的人都知道,你未必同意他做的所有事情,但卻絕不會懷疑其誠意。可惜香港這個社會,並不會回報一些有信念的人,相反趨炎附勢的人卻更飛黃騰達,有信念的人,人生往往頗多顛簸。

我之前看過一套電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片末一幕讓我十分感動,經過茫茫大海的漫長漂流,Pi和老虎終於漂流上岸。當時人虎俱疲,但老虎還是率先跳上岸,哪怕用最原始的方式,例如一聲怒哮,說聲道別呢?結果,老虎還是頭也不回地走了。Pi於是哭了,眼淚不斷滾滾而下。故事結尾,中年Pi接受記者訪問,感慨地說人到中年,身邊有些事、有些人,總會突然一天悄然而去,所以我們應該學懂放低。只可惜人生一大遺憾,是我們往往沒有機會和這些人、這些事好好作個道別。

今天就讓我們珍惜這個機會,讓陳健民和我們分享他過去多年無論在中大授課,又或在社會實踐的經驗,有請陳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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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民:首先,多謝逸夫書院的邀請,亦多謝很多老朋友的到來。我要特別多謝蔡子強的美意,我猜他在安排這個周會時,是考慮到我可能很快便不能在此演講。為何他會有這樣的考慮?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便會知道我因為佔中而被刑控,案件將會在今年十一月中開審,我能否把下學期的課授畢也是一個問題。另一方面,法官已批准控方控告我們三項罪名,第一是串謀、第二是煽惑、第三是煽惑他人煽惑。其中有些罪名在人類歷史上是未被控告過的,因此雙方用了差不多半年時間在法庭上爭拗究竟這些罪名在普通法中是否存在。此外,澳洲高等法院亦已宣告「煽惑他人煽惑罪」是違憲,因其給予控方過度的權力,有損公民權利。雖然如此,佔中案的主審法官仍然批准這些控罪,令人對這場審訊難以樂觀,我們九個被告走進法庭後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因此蔡子強有先見之明,讓我及早在這個周會與大家分享過往二三十年,在大學和社會之間如何掙扎,以知識介入社會。

冷靜的頭腦和熾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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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識介入社會」這句說話在我腦海中多年,是我個人的掙扎,但亦是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掙扎。韋伯是社會學的開山祖師,他有兩篇文章分別討論選擇科學作為人生的志業(science as vocation)和政治作為人生的志業(politics as vocation)。而當韋伯想同時追尋這兩個目標時,他必然經歷重重矛盾。他曾書寫很多因為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的興起而產生的社會巨變,其中一項是人類變得愈來愈「工具理性」。所謂工具理性,是指人們不再追問目標的對錯,而集中思考最有效達到目標的手段。例如社會上已再沒有人爭拗經濟增長是好或壞,即使一個社會愈富裕,人們並不一定愈快樂,我們仍然會追求經濟永續增長。在韋伯的時代,他目睹大型科層組織(bureaucracy)在經濟和社會各個領域湧現。原因是這種組織形式有利於標準化和大量生產,即使人們活在其中,個人能動性慢慢消失,最終連自由亦可能受到威脅。例如在這大學裏,每個人都像一口小螺絲,難以改變這個機構既有的運作方式。

韋伯有時候對現代社會發展十分悲觀,他的遺照是眉頭緊皺的,他說現代社會就像一個鐵籠。但在他的生命實踐過程中,他並不安於困在鐵籠裏。他積極參與政治,代表德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賽條約》談判。這條約對戰敗的德國影響深重,因為賠款過大,德國在屈辱中產生更强烈的仇外民族主義,這也導致後來希特勒的興起。韋伯亦參與起草威瑪共和的憲法,那是德國文化絢爛的時期,對民主自由有無限的想像。也許是過度的理想主義,威瑪共和的政治政制實行半總統制,行政立法相互制衡。一方面總統可以繞過議會任命總理(希特勒便是這樣上台),另一方面議會可以通過不信任投票頻頻撤換總理。再加上議會選舉實行極端比例代表制,數以十計政黨互相傾軋,令人們質疑民主制度的效率。我相信韋伯在這政治漩渦中內心一定有許多掙扎,特別是他提倡從政者要講「責任政治」(politics of responsibility),而威瑪民主的實踐卻最終引向納粹主義的興起。韋伯作為一個學者,看透這個世界而感到悲觀;也許是要救贖這個世界,或者只是自我救贖,他同時全力投入民主憲政的建設。韋伯對我的影響很大,特別是他在選擇科學還是政治作為志業的掙扎。我相信頭腦冷靜的人適合從事科學,而從政者必須有一顆熾熱的心。我是兩者都有一點點,自然跌入韋伯的矛盾中。

爭取興建東區醫院

我今天會與大家分享三個以知識介入社會的經驗,來說明知識分子參與社會改革的意義和當中的掙扎。第一個經歷發生在我大學時期的爭取興建東區醫院運動。在我大學三年級時,正思考書院畢業論文的題目,想到自己在大學獲得了一些知識和研究經驗,希望能做一份對社會有貢獻的論文。我決定在三年級的暑假開始研究工作,幸運地找到兩位同學參與。我當時聽過朱耀明牧師和盧龍光牧師的講道,知道他們提倡在社區實踐信仰,便決定詢問他們的意見,看看社區有什麼需要研究的問題。朱牧師提到在他所處的社區(柴灣)好像「死得人多」,經常要出席安息禮拜。他直覺是該區醫療設施不足,而因為塞車問題(當時未有東區走廊和港鐵),難以到區外求診。這個說法有其道理,但作為一個社會學學生,我的訓練是要用數據說明問題。為了更專業地掌握東區醫療問題,朱牧師介紹了陳紀德醫生給我認識。陳醫生成立了一個醫療關注組,對香港醫療制度提出批評,在當時是極其罕有的。據說陳醫生曾任職多間政府醫院,看不過眼醫院的管理便提出挑戰,結果被視為搞事分子而離開政府體制。

陳醫生欣然成為了我們的研究顧問,而在討論到交通堵塞可能導致更多的醫療事故時,他提議我們去尋找一個名為DBA(Death Before Arrival)的統計數字,即病人在到達醫院前已死亡的數字。但我到統計處向職員查詢時,職員堅稱沒有此類數據。於是我回頭再向陳醫生查問數據的確實編號,再一次到統計處,職員們只能悻悻然按編號將數據拿出來,我終於發現港島東區的DBA數字(按人口比例算)高於其他地區!為了再進一步說明問題,我決定走訪東區的救護車站,希望取得救護車到達現場和將傷病者送往醫院所需的時間紀錄。有了統計處的經驗,我以為取得這些數據將會十分艱巨,誰知救護人員在稍為掙扎後便決定協助,讓我在救護車站筆錄相關數據,原因是他們親眼看見不少病人在救護車上離世,心裏非常難過。經分析後,我們發現東區救護車到達現場和接載病人到醫院的時間與服務指引有很大差距。我們亦組織了一班義工在灣仔鄧肇堅醫院急症室連續三十六小時訪問求診病人的親屬,了解他們用什麼交通工具和花了多長時間將病人送達醫院,得到的數字都是駭人的。更荒謬的,是當東區的病人長途跋涉趕到鄧肇堅醫院時,那裏其實不能處理重病患者(如交通意外導致內出血),必須轉送至瑪麗醫院。於是,一位柴灣傷病者可能花了一個多小時到達鄧肇堅醫院,又要再花時間到港島最西邊的醫院,難怪有人中途死去。鄧肇堅醫院院長深明問題的嚴重性,一口答應我們研究的申請,看得出他亦想更多人關注此事。

難以避免的掙扎

但並非每次採集數據都如此順利,其中亦經歷了以知識介入社會的倫理掙扎。記得我正想研究柴灣工廠區的工業意外會否造成東區較多傷亡數字時,發現政府的報告並無分區數據,於是我決定到勞工處東區辦事處查詢。當時有一個大學同學的胞姊是該處的官員,她在交出資料前突然用手遮掩數據,問我研究的目的是否只為了做功課。我為這問題掙扎了多年——我的確是在做功課,但這份報告亦可能會被東區的民間組織採用爭取興建醫院,這一點我卻沒有說出來。這是研究倫理的問題,我在獲取被訪者同意時並未披露事實的全部。即使在報告中我沒有詳細說明資料的來源,免給她帶來麻煩,但始終我是違反了誠信。從另一角度說,政府為了自我保護,處處隱藏資料,人們沒法了解問題所在,那是不是更嚴重的誠信問題?

當我的思想在不斷鬥爭時,一件發生在柴灣的悲劇,令我暫時放下掙扎。事緣一位割草工人不小心被割草刀打在小腿上,送院途中失血過多致死,遺下孤苦的妻兒。我將個案詳細記錄在研究報告中,亦開始明白在一個immoral society裏面,很難做一個moral person。一個不公義的制度會製造一些道德兩難,無論你做怎樣的決定都會違反一些倫理原則。譬如說報道了那些工傷數字,便是欺騙了同學的姊姊;如果不報道,其實是欺騙了公眾。要解決這種道德兩難,必須通過制度改革,立法讓市民有更大的知情權。但香港連「檔案法」也沒有,即政府的重大決定亦可以沒有詳細紀錄讓後人翻查。例如在佔中期間是誰下決定使用催淚彈?後來是梁振英還是中央決定不開槍?市民現在被蒙在鼓裏,即使在三五十年後亦無從得知。沒有檔案法、資訊自由法等保障人民的知情權,任何嘗試打破資訊壟斷的研究可能都要面對倫理的掙扎。

怎樣才能成功推動社會變革

完成研究後,我們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發表報告;報章社論一致好評,認為政府應該在港島東區興建一間醫院。但一位衛生署官員在回應記者提問時,只冷冷拋下一句:「每個市民都想走出家門就有醫院,那是不可能的!」作為一個學生,我頓時意識到,即使花了長時間做研究去說明問題,也可以被當權者一笑置之。我相信知識,但以為單憑理據便可改變世界,那是自欺欺人。因此研究結束後,決定以義工身分聯同柴灣的一些教會和服務機構發起一場爭取興建東區醫院運動。我協助舉辦居民大會、簽名運動、約見兩局議員等。我相信在理據以外,需要策略和群眾力量,然後便要等待政治機會。政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後開展「非殖民地化」,推動地方行政,設立區議會選舉。我們利用這個契機游說東區各參選人,將爭取興建醫院納入其政綱。選舉後,我們催促當選區議員兌現承諾,聯名要求在第一次會議中加入要求興建東區醫院的議程。由於區議會是新生事物,吸引了數十個媒體到場採訪,廣泛報道了東區區議會一致通過這個動議,最終政府答應興建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還記得我被邀參加醫院動土禮時,東區政務專員跟我說:「這件事過去不會發生,將來亦不會發生,只恰巧在今天政府要給面子區議會才會發生!」即使年少,我已經明白,要成功推動社會變革,涉及許多條件——紮實的理據、群眾力量,以至政治機會都同樣重要。即使具備前面兩項,如果時不我與,一樣可以徒勞無功。

上述經驗是組織運動與政府對着幹,第二個經歷則完全相反,是幫助政府化解一場運動。

時為一九九九年,政府計劃在麗晶花園附近興建一所包括愛滋病診所的健康中心,引起當地居民激烈反對。於是衛生署組成一個社區聯絡小組去處理此問題。由於朱耀明牧師長期關注愛滋病,被邀成為小組委員,他遂推薦我加入。這是一項極大的挑戰,我首先要理解居民反對的原因,再與他們對話,並以學者身分給予政府政策建議,完成了《鄰近社區對愛滋病治療設施的抗拒——九龍灣健康中心個案研究》報告。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居民對愛滋病有很多誤解,而且他們的情緒受到政治操控。當時正值區議會選舉,來自不同派別的人都在爭取居民支持。其中一位居民領袖(其後加入民建聯),透過鼓動居民反對興建愛滋病診所,攻擊時任區議員無作為。

居民普遍認為愛滋病患者都是同性戀或濫交人士,而不曉得異性戀者佔愛滋病患者的多數,當中更有很多人是在不知情下被感染,例如丈夫在外染病後再感染妻子,或者母親在懷孕期間傳染給嬰兒。此外,居民對愛滋病傳播途徑亦有很深的誤解,他們擔心愛滋病患者在附近食肆用餐時會將病毒傳染他們。而當年政府為了遏止愛滋病的傳播,亦大力宣傳愛滋病的危害性,對「污名化」愛滋病感染者亦要負上一些責任。無論如何,基於種種的誤解,居民中出現恐慌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唯有召開居民大會和派發教育單張,盡量改變他們的看法。其實抗拒愛滋病診所亦非香港獨有,在報告中我引用一個「鄰避/NIMBY(Not In My Back Yard)」的概念,泛指居民反對在其居住的社區興建厭惡性設施。不過在美國,愛滋病服務團體可運用一些公民權利法律對抗鄰避運動,同時亦有法律促進「平等承擔」(fair share),禁止將不受歡迎的設施集中在同一社區。

麗晶花園事件的啟示

在反對興建診所一事中,即使民眾沒有充分的理性基礎,我覺得政府亦有相當責任,因為事先沒有做好公眾教育、在規劃過程中沒有充分的對話和諮詢,難以贏取居民的信任。即使我們想亡羊補牢,希望透過更多解說和接觸減低對抗情緒,卻又遭到一些政客為了選票而不斷鼓動民眾,最後被迫要運用防止歧視條例去阻止居民對病人的謾罵和騷擾,可惜不是每個政府部門都願意配合。我還記得居民在診所外掛了一幅橫額,指摘診所散播病毒,危害長者和小孩,明顯違反防止歧視病人條例。為了移除這條橫額,小組召開跨部門會議,結果卻是各部門互相推搪。市政事務處說橫額不是垃圾,不是他們工作範圍;地政署說橫額掛在半空,沒在掉在路上,不歸他們管。結果我唯有走到診所外,將橫額拉下來。事情發展到最後,平機會打算控告一批居民以遏止歧視行為。但我們明白到居民只是被人利用,實在不想他們惹上官非,便利用這機會勸止他們對病人的騷擾,亦說服平機會放棄法律行動,事件才和平告終。

這次參與讓我深刻地了解到不能美化群眾,更不能盲目跟隨群眾。通過民粹的操控,群眾可以被愚昧和自私激發出來的仇恨所吞噬。我同意哈佛大學Ronald Heifetz教授的看法,認為好的領袖是要提升群眾,讓他們有充分的資訊和知識去決定是否支持行動方向。

「我們就應當去談判」

我第三個以知識介入社會的經歷便是眾所周知的佔中運動。至於我為何會捲入佔中運動,與我在2010年走入中聯辦有關。當時,我們要和中聯辦談判,推動2012年立法會選舉增設超級區議員議席並同時增加直選議席。在參與過程中,我寫了一些文章解釋為何我們要和北京談判。當時我認同Huntington在《第三波》一書中的分析,認為在1970年代中之後的三十年,全球的民主化都是透過三種途徑達成的:第一種是以革命推翻政府(Replacement);第二種是從上而下地改革(transformation),例如台灣的蔣經國,以至南美洲的軍政府;第三種是互動(transplacement)的過程,即民間的推動和政權的回應。譬如南非的曼德拉與白人政府在長期鬥爭後以談判對話促成和平轉型。關鍵是政權中有沒有開明的官員,配合反對運動中的溫和力量,逐步推動民主改革。在香港,我們無法依賴政府主動下放權力,因為在建制內改革聲音太弱。至於以革命推翻政府,在香港這種做法只會引來解放軍接管。早在1980年代,當香港經濟對中國舉足輕重,最有可能談判維持英國人統治的時候都不成功,要中共今天對香港出現暴力革命而無動於中是不可能的。餘下的只有第三種途徑,即體制內外互動,在鬥爭與妥協中向前走兩步、向後退一步的漫長轉型過程。

當時我想,只要能夠推動制度向前走一步,我們就應當去談判。可惜這個談判導致民主運動的分裂,特別是年輕一代不能接受我們走進中聯辦,認為凡是妥協便是出賣。雖然我並不同意這觀點,但我理解這種情緒,因為許多人都不理解整個談判的目標和策略。譬如我們着眼的並不單是政改帶來民主派多一兩個席位,而是希望民主派能與北京開展良性的互動,及早討論2017年特首選舉的安排。當時政府的官員都私下承諾在通過政改方案後,建立多方對話平台。但在2010年與中聯辦談判後,上述的平台基本上沒有出現。即使北京邀請我帶領一些學者到內地交流,都是一些禮節性會面,沒有實質作用。兩年過去,政改的討論完全停頓,不少溫和泛民和學者都感到不耐煩,決定終止與「中間人」的接觸,但北京仍舊無動於中。我陷入十分沮喪的狀態,因為了解到北京只會給港人一個有篩選的普選,這方案連最溫和的泛民黨派都不願意接受,拉倒是勢在必行。正當我疑惑應如何面對這個困局時,戴耀廷提出了「佔領中環」,對我有很大的觸動。

佔領中環運動包括四個部分:商討、公投、談判和公民抗命。當中涉及幾個民主概念,包括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和商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今天,單靠代議民主已不足夠,西方人民對民選的政客已失去信任,批評他們愈來愈脫離群眾。直接民主可以補充代議制的不足,但像公投這種制度亦容易被民粹主義所操弄,經歷過麗晶花園事件的我更明白問題所在。所以我們認為在公投前,應先鋪陳正反雙方的理據,讓人們細心思考後才進行投票。因此在設計佔中運動的流程時,我們先舉行商討日(源於哈巴瑪斯的理論和Bruce Ackerman與James Fishkin的設計),讓大家掌握普選的各種議題後才進行公投。當公民透過公投授權後,便可開始與政府的談判,假若談判失敗才去抗命。

「公民抗命」與誤解

這運動其中最吸引人的概念是「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由於坊間對此有太多誤解,我想借此機會向大家解釋一下。這概念涉及幾個重要元素:第一,公民抗命的動機必須是本着良知,爭取公義而非個人利益;第二,抗命的行動必須合乎比例,即爭取的公眾利益與行動的干擾性必須對等,如果為爭取維修水管而佔領中環,即使是為公眾利益亦不合乎比例;第三,行動必須是非暴力。甘地堅持非暴力原則是因為沒有人能掌握絕對的真理,否則就會如聖戰般合理化殺害異己;第四,要承受刑責。參與公民抗命的人並非要破壞法治,而是為法治尋求更堅實的基礎,即令法律合乎公義。承受抗命的法律後果是要突顯制度的不公、通過自我犧性來召喚大眾的良知。我認為這個理念會為香港民主運動注入新生命。

可惜和平佔中未能完全實現當初的構想,在年輕人重奪公民廣場後引發出的雨傘運動,有它自己的生命。有人說佔中運動爭取不到普選,是無功而還、是失敗,但我並不認同。爭取民主從來都是漫長的過程,難道我們會說1979年台灣的美麗島事件和1980年南韓的光州事件是失敗和沒有意義?雖然這些事件沒有即時帶來民主,卻堅定了許多台灣和南韓人民爭取民主的決心。對於佔中運動,反而令我覺得遺憾的,是沒有真正實踐到商討精神。我們努力向公眾解說,要爭取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需要在提名過程中有真正的競爭。但很多人卻將「公民提名」教條化,幾乎視之為民主普選不可或缺乏的元素。即使經過多輪商討日,亦無法扭轉這種趨勢。有些政團更在最後一次商討日,用盡各種手段將沒有公民提名元素的方案剔除於公投方案外,令運動幾乎陷入分裂。原先希望商討日可引導理性討論、避免過度意識形態化,這想法似乎太過樂觀。雨傘運動之後,目睹本土派和泛民以至左翼社運互相攻擊,失去對話的能力,對我的打擊尤深。似乎商議民主的精神已隨風而散。

雨傘一代建構出來的社會願景

但無論如何,我對雨傘運動是十分肯定的。它不單帶來民主覺醒,更讓我們看見年輕人以至雨傘一代建構出來的社會願景。在佔領期間我流下第一滴眼淚並非因為催淚彈,而是在翌日清早看見一眾年輕人戴上手套開始清理垃圾,建立起一個回收系統。剎那間我發覺一直低估了這代的青年;我一直視他們為被寵壞的一代,但原來只要給予機會,他們會動手去實踐信念。我見到的是一個崇尚平等的佔領區,只要有大聲公在手,你便可以組織自己的論壇;我見到許多的分享,除了食物和藥物,到了晚上在佔領區的各個角落,都有人在分享摺紙手藝、印製T恤圖案等;他們相信可持續發展,除了廢物回收,還有自修室人力發電。這亦是一個充滿美感的運動,佔領區擺滿雕塑和繪畫,在網上人們以接龍方式創作雨傘歌曲。這運動告訴我們,新一代對舊有那個極端不平等、功利自私、以發展之名犧性環境與人文價值、日漸失去創造力的都市已經厭倦,他們的願景是一個更平等、更願意分享、可持續發展、有美感的世界。這是雨傘運動帶給我們十分有意義的信息。

我十分幸運能在過三十年以知識介入社會,雖未能盡如人意,但一路過來,初心未變。漫漫長路中,也要感謝前人的引領。除了朱耀明牧師是我的指路明燈外,有些老師對我影響尤深。我曾在1980年為馮檢基助選,而他的助選經理便是楊森博士,是香港大學的講師,一個對我來說是十分尊貴的身分。但有一次我目睹他在大坑東邨一個單位內席地而睡,那一幕令我十分動容,我彷彿見未來的自己——一個鞠躬盡瘁參與社會的學者。其後我到了美國耶魯大學讀博士,深受民主化理論大師Juan Linz的影响。《Military Politics》一書講述為什麼南美洲的軍政府願意放權,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當時軍政府首領讀過Juan Linz的文章後,覺得維持專制管治不會有出路。今時今日,梁振英和林鄭月娥會否讀這些文章?我十分懷疑。究竟我們的政治前景會是怎樣,我也實在不知道。但這位老師對我啟示是,用心鑽研學問、用心教好學生,當大學教授亦可影響現實政治。

我快要結束在中大的教學生涯了。這麼多年來究竟對學生產生過什麼影響,我也說不清。只能說已盡了我這一代人最大的努力。完結前,讓我借用弘一大師的一段話送給大家。大師當年要赴淨峰寺時,因為路途兇險,弟子紛紛勸阻。但因為他嚮往那裏的幽靜,力排眾議要尋找他歸根之所。但到了淨峰寺後,種種因緣變化,他還是無奈地要離開。臨行前他覺得很是遺憾,好像一切綢繆也是白費,但再細想,又覺得並非如此。就像他在寺裏栽種的植物,其意義不在於要自己看到開花結果。他寫道:「我到為植種,我行花未開。豈無佳色在?留待後人來!」我們處於一個怎樣的時代?中國剛剛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就像復辟帝制一樣!同學們,即使你們如何不喜歡中國,香港的命運與中國的命運是分不開的,香港的民主化一定會受制於中國的政治發展。究竟要到何時何日才能夠實現民主?我實在不知道,只希望大家有一日能看見民主花開的季節。

結語

蔡子強:前幾天有晚下班,晚飯到茶餐廳解決,叫了一碗雲吞麵,但不知何故,煮麵的那位大嬸與旁邊同事提起戴耀廷,之後不斷謾罵,說他搞佔領中環,搞亂香港。後來我有些內疚,因為當時我沒有走過去,為朋友辯解,因為關鍵是,她正在煮我叫的那碗雲吞麵。這並非單獨事件。陳健民、朱耀明和戴耀廷,今天社會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他們,以及他們所做的事,甚至可能有很大的意見。今天社會好像令人很氣餒,例如東北案、雙學三子案、DQ事件、中國修憲等,時代不單沒有進步,甚至像在倒退。今天周會的題目是「以知識介入社會」,究竟我們這個年代還是否存在這個可能,還是最後只有權力才可以介入社會?如果大家這樣問我,我會以一個故事作結:當大家晚上舉頭望到天上一顆明亮的星星時,你可知道,這顆星星其實也許早已經逝去。同樣,有些人有些事,也要很多年後,世人才能夠清楚看得到。謝謝大家。

 

(原題為〈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書院聚會「以知識介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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