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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伯:我出嚟係覺得有欠社會

2016/9/29 — 10:32

相:朝雲

相:朝雲

【文 / 圖:朝雲】

已經不下一次見過伯伯。他遊走全港各地,一人一咪,以街頭為講台,以途人為聽眾,不住說下去。但行人雖多,駐足者少,少有人願意上心聽一個字。太常見反而會視而不見,漠視生命背後,每一個靈魂和故事。

然而不期的遭際換來更多知音。在「行德」的行人專用區,政見不同的人上前指罵,手指已差點碰到伯伯。還在猶豫應否上前,卻見伯伯始終沒退過半步,多事恐有傷其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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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日後冒昧造訪,去到尾聲,時間不夠,伯伯忍不住說:「我要接孫女放學喇。」冇錯,又係筆者遲到。但遲到的次數,已經洗盡筆者所有罪疚感,厚顏問能否隨行。伯伯領筆者離開洋房到花園,72 歲的他,駕著藍色的簇新私家車,載著菲傭和筆者,到市區接孫女。

筆者在車上追問餘下問題,孫女不解爺爺只顧陌生人,竟不理睬她,不住喊「爺爺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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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在街頭演說聽到你略述背景,原來退休前你是電器舖老闆。能否再說說你的身世?

伯伯:我 1944 出世,做泥水的爸爸好早過身,當時我只有六歲。媽媽不得不出門工作,四兄弟中只有哥哥可以讀書,排第二的我失學。當時學費只是兩蚊,卻真的付不起。

但有一天,七八歲的我在西營盤西邊街,帶著兩個一兩歲的弟弟,用磚頭在地上寫字。小童群益會的白姑娘見到我,決定贊助我上夜學,但成績必須在十五名內。

小學畢業後,十幾歲的我陪媽媽到大戶人家打掃,遇到一貴婦。她對媽媽說,待我長大成人再找她。到得我 18 歲,太太給我一封信,著我去匯豐總行找黃經理見工。當年好難入匯豐銀行,一定要有人脈。我上班後聽同事耳語,才知寫推薦信的,是匯豐買辦李純華的太太。

上司勸我繼續上夜學,由最低的職位慢慢晉升。但我性格比較反叛,不喜寫字樓工作,瞞著家人沒上夜校,而是去學機電,籌備轉行,第三年離開。

我趁著每年一個月大假,去新蒲崗的電子廠試工。家人全不知情。工廠取錄我後,我繼續留在工廠,終於穿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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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為什麼你寧去工廠,也要放棄銀行的辦公室工作?

伯伯:我的性格不合「識做」的環境。當年還是六十年代,過時過節要識得送禮,「識做」的人輕鬆舒服,否則就忙得要死。

而且第三年還未轉行,便難以跳出框框。匯豐提供宿舍,供員工申請排隊。我們一家人還住在板間房,若果獲分宿舍,就不可能離巢。

穿煲時屋企大地震。我向媽媽承諾,即使在工廠工作,依然能夠改善生活。我在匯豐的月薪,已經由 230 升到 320 元。但我在工廠當師傅,底薪便有 350 元,而且我會加班。

從前工廠已經有八小時的規範,繼續加班,頭三小時已經「工半」(1.5 倍),接下來就會「兩工」(2 倍),通宵更加「三工」(3 倍)。肯加班的我,每月薪水可以有四五百元。

以前啲樓好平,有升降機就叫「洋樓」,沒升降機就叫「唐樓」。我在觀塘崇仁街,為一家人買下三百呎的「洋樓」單位。它到現在仍是崇仁街唯一有升降機,而且最高的大廈。那年頭工廠還不多,單位可以望到整個海,令媽媽開心地相信我。

所以我常向年輕人說,要反叛,要追求理想,要踐行自己的承諾。有毅力走向目標,才好踏出第一步,否則就會予人口實。

但到六七暴動,就無法繼續在電子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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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怎樣由打工轉而創業?

伯伯:從前香港有一款電視機,美國廠商,香港生產,牌子叫喜萬。我轉到這間工廠工作,是第十生產線的師傅。

外資在聖誕節加薪,男工加 1.5 元,但女工沒有。問女工點解,原來從前加薪,是男工加一蚊,女工加五毫,但這年卻連五毫也撥歸男工。

我們年少氣盛,覺得蝦女工唔公平,終於發難,十個男仔一齊衝上 12 樓的控制室,向全廠廣播:怠工,要求談判。當時我只有 22 歲,但女工已經稱呼我做「刨叔」--路見不平,一定要將不平的事磨平。

工潮雖在一星期解決,但其時就在 66 年底暴動前夕,工聯會已經滲透,拿雞蛋蕃茄入來,希望事情鬧大。我們很清醒,按捺住運動沒有出禍。

可是出頭曝光,一定會受針對。踩單車上下班,就似朱凱廸被汽車跟蹤。不能在廠內開會,大夥要走到大磡村的木屋,避開探員跟蹤。當年蘇守忠的同伴盧麒,下場不就是「上吊自殺」--梗係探長整死架喇。我們十個師傅,明白事情嚴重,工潮結束後,再次到控制室向全廠廣播,一齊自願辭職,各奔前程。

但剛轉投另一電子廠,六七暴動就爆發,香港大亂,隨即失業。

相:朝雲

相:朝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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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所以你開始自己搞生意?

伯伯:當年香港的機會好多。無綫電視即將在 11 月開台。橫掂冇得撈,我想食住依個機會,開了一間小舖。

我是經過深思熟慮,才起店名為「仁風」,「仁風義舉」的「仁風」。很多人都奇怪,一般舖名都取名「豐」而不是「風」。我向他們解釋,是特意取「仁風」提醒自己,要節制自己貪欲,憐貧恤苦。

因為正中電視熱,我又懂裝天線,一併提供服務,生意頗好。三百呎的舊居不夠一家人住,我賺到錢就供樓,三年內買下月華街的單位,為此花光積蓄。

剛巧到這時候,業主不肯續租,我又面對難關,但另一機會又來。秀茂坪興建屋邨,樓下舖位公開競投,我用剩下的五千元投標,大家都笑說五千蚊遠遠不夠。

哪知政府來信要見我。原來房屋署的經理,見我只有 25 歲,好奇問我為何只能出價五千。我坦誠自己用盡積蓄買樓,業主迫遷,唯有姑且一試。

房署的經理認真問我機電的問題,我又真的答到,說自己開店時,一直來往秀茂坪,整個秀茂坪除了自己,沒有師傅懂修理電視,我可以服務街坊。他說願意考慮,結果中標。當年英國唔係睇邊個錢多,而係睇社區有何需要。

時值香港經濟起飛,除了電視,還盛行雪櫃、冷氣機、洗衣機等電器。我見機不可失,一併從事銷售和修理。媽媽看舖,自己就騎著電單車四圍走。

就這樣三十年,我供養子女上大學,有兩個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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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為何你那麼落力在街頭演說?

伯伯:926 黃之鋒等人衝入公廣,我立即去金鐘支援,哪知深夜一點回家,才知戴耀廷已宣佈提早佔中。927 早上八點,我即刻返回金鐘,和其他人一起搬鐵馬,保護龍和道和添美道。

928 實在太亂,我沒有出外。從十月一日開始,我就開始在佔領區的石壆上演說,鼓勵市民。

就好似我講「乾隆王契仔:周日清」,你們不懂,但老人家聽到便笑。我的宣傳對象,就是一般街坊,民主法治對他們太深奧,無法喚醒那些人。要推動他們成為選民,動力要來自切身問題。

例如一架車不熄匙,廢氣比一支煙多幾多?點解違例吸煙要罰 1500 元,但停車不熄匙只罰 320 元?咁講街坊就起哄。因為你地冇去投票嘛,政府什麼都能通過。

從前在工廠工作,一家人都有宿舍單位,過去通明街、宜安街就是工廠宿舍,即使我做養成工(學徒)也一樣有。之前已經提過,從前工廠補水有規矩,八小時後就必須大加人工,工廠不肯補水,大家不肯去做,為何現在還要爭標準工時?從前怡和、太古、匯豐等洋行,都要準備一筆錢,應付員工的長期服務金,那就是全民退保的雛型,不似現在強積金要對沖。

我曾在大圍談拉布,很多人想罵我,但聽過我講,情況就不同。王國興常說拉布浪費公帑,其實欺騙我們。議員的薪金固定,建制派的幾位議員,出席率都僅止 60 %,有沒有扣他們人工?即使流會要加開會議,議員也不會有額外津貼。拉布正反映議員盡力為市民說話,若果議員只識投票,不過是舉手機器。市民會有所醒悟。

回歸後普選一再推遲,最終換來 831,中共蒙騙港人。好似黃之鋒咁細,都認識社會問題所在。我受過社會的福利,我有責任出來,用自己的經歷,串成一個個故事,既想老一輩反省,也想鼓勵到後生。

其實在基本法下,共產黨虛偽,有普選一樣冇用。我們要做的有三點。一、提升公民意識;二、由下而上,奪取立會的控制權;三、控制到立會,就有籌碼爭取普選,否則共產黨睬你都傻。就算有些年輕人追求港獨,都一樣要這樣做。

現在每星期,我都會去街頭演說一次,但從不預先公開會去哪兒。

我不喜歡「埋堆」,不想孭任何政黨招牌,寧願做素人。演說從不擁護哪個候選人--當然會踩民建聯和工聯會兩腳--我只希望市民聽過演說,登記做選民,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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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白手興家的人,往往會成為保守派,支持自由黨或民建聯。為何你那麼堅持民主?

伯伯:以前香港雖然有自由,冇民主,但港督畢竟由英國執政黨派來,經過民主洗禮,會照顧低下階層。我清楚感受到,過去冇普選,但普遍公平;而家又冇普選,又唔公平。見錢開眼,一切都在倒退。

例如市政局的功能,是食環署無法做到。從前窮人只要去市政局,找葉錫恩、張有興、黃夢花求助,拿到小販牌就找到生計。

我的經歷,其實好多人都經歷過,但他們也許不喜政治,又或者自鳴得意,以為自己叻,忘記社會給他們機會。所謂時勢做英雄,若沒有當時的社會環境,又點會成功?

我出嚟係覺得自己有欠社會。我不覺得自己叻,而是幸運。社會俾機會我,我才可以脫貧。我遠不及李嘉誠有錢,只是普通人。但現在年輕人有沒有像我脫貧的機會?我很唏噓。

很多人笑我認該享福,但人不應該自私,金錢上的富足不是富足,精神上的富足才是富足。我要出來回報社會,每次演說,我都覺得還左債。

相:朝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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