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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少粥多 靠外援存續的香港佛教 — 訪《香港佛教史》作者鄧家宙

2015/10/31 — 12:01

《香港佛教史》作者鄧家宙

《香港佛教史》作者鄧家宙

大埔定慧寺一場假結婚風波,令香港佛門內的種種亂狀揭露於公眾眼前,戒律不彰、金錢掛帥、毫無監管可言……釋智定事件牽連之廣震驚社會,但對於香港佛門的亂事,港人想必並不陌生。

如果按照香港政府公佈的資料,佛教可謂是全港最大宗教:據港府《香港便覽》,信仰天主教及基督教的市民約85萬,但佛教卻號稱有超過100萬信眾,全港佛教團體多達數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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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與此同時,過去十多年來,圍繞香港佛教的負面新聞之多,在各大宗教之中亦頗突出。繼任人之間生出產權糾紛,大額捐款不知下落,寺院聘請大陸「黑工」與酒肉和尚等等,數之不盡。近年違規私營骨灰龕位為患,亦多涉佛教寺院庵堂。

佛門清淨地,何以生出諸般俗世紛擾?《立場新聞》專訪今年剛出版《香港佛教史》的香港史學會會長鄧家宙,嘗試從歷史沿革的角度,剖析香港佛教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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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家宙除了是專研香港史的歷史學者,本身亦是一名佛教徒,曾在佛教組織參與管理工作,對香港佛教的結構性問題深有體會。梳理香港過去百多年旳佛教發展歷程,在鄧眼中,近年圍繞佛教的紛爭敗象,背後都有多年以前已經埋下的遠因。

今日困局,看歷史便可知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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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縣志》中的杯渡山(即青山)。圖:《香港佛教史》

《新安縣志》中的杯渡山(即青山)。圖:《香港佛教史》

現有記載可循最早將佛教傳入香港者,為公元五世紀的杯渡禪師,但在香港千百年來,佛教均限於山林靜修,未見興盛;至清末民初,一群來自中國大陸的僧侶南下香港尋找安身之所,佛教才在香港真正發展起來。

晚清及戰前,來港的多為廣東等鄰近地區的僧眾,但隨著中國大陸局勢動蕩加劇,南來陸僧越來越多,當中大批為來自北省的僧侶。移民僧眾多自香港轉至海外,但亦有部份留港營建寺院,令本港寺宇數量迅速增長。

不過近數十年以來,香港佛教卻出現「僧少粥多」的吊詭情況。

本地居士佛教發展素來興盛,願意出家的本地人數甚少,寺院面臨嚴峻的青黃不接困局,隨著戰後南來的僧眾步入老年,自發展初期已經埋下的問題便一一浮現。

要總結佛教在香港遇到的種種困難,鄧家宙以「走難」一詞概括,因為推動香港佛教發展的南來陸僧,都是「走難」來的:走難意味著缺乏資源與長遠規劃,亦令香港佛教始終未能發展出一個宗教賴以存續的兩個要素,即健全的管理與教育制度。

「香港佛教並非源遠流長的東西,可謂是『新興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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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時的佛教寺院,大部份為私營,少數如青山寺則由慈善信託管理。由於香港並無嚴謹的宗教相關法例,寺院、團體以公司法註冊成立,再按《稅務條例》申請成為註冊慈善團體,便可收受捐款。

另一方面,政府不會評核申辦者的宗教資歷,佛教內部亦不像基督教般有教宗、天主教之類的概念,寺廟互不從屬,「(管理)四千人又係住持,得三個人又係住持」,令來港僧眾傾向自立道場。佛教界流傳一個說法,指香港「住持多過和尚」。

維持生計

上述兩個原因,令戰後香港佛教社團、道場數目如雨後春筍,寺院僧尼數目卻極少。據鄧考究,本港「各大寺院」的僧尼人數,扣除戰時臨時收容者,高峰時期平均約三十,而規模較小的靜室、精舍,僧尼數目可少至僅2、3人。寺院職事需要邀請其他道場的僧人掛名充任的情況,亦頗為常見。

鄧家宙指出,南來的僧人當中,大部份未曾在原居寺院出任管理職位,不諳寺院實際管理,加上寺院人數稀少,完善的寺院運營制度無從發展,流於人治。

此外,寺院眾多形成競爭,要維持生計殊非易事。香港不少著名寺院,甚至盛如今日號稱「南天佛國」的寶蓮禪寺,在籌建天壇大佛以前,均是慘淡經營。現實的維生計算,就成為寺院首要的考量。

天壇大佛未建成時的寶蓮禪寺。圖:寶蓮禪寺官網

天壇大佛未建成時的寶蓮禪寺。圖:寶蓮禪寺官網

佛院的主要收入有二,一是中國人每逢過時過節、甚至冇事冇幹也爭相舉辦的法事,二就是信眾的香油捐款。而後者,又以富人的大筆捐款最為實際。近年流行營辦骨灰龕場,亦成佛寺可觀收入。

「件事好現實,搞唔到就執笠冇飯食。」鄧家宙指出,一間寺院能否擴張,亦是視乎管理者能否吸引到捐款疏爽的信眾。

弘法乏人

寺院疲於應付經濟壓力,重視可帶來收入的宗教活動,無力顧及人手傳承,情況一度嚴峻到佛聯會會長覺光法師,疾呼香港「弘法沒有出家人,道場沒有和尚住持」的地步。

事實上,香港佛教界亦曾營辦佛學院,以培養接班人,上世紀中葉亦曾有過成功的嘗試,但最終均因資金及欠缺教育經驗等問題,無以為繼。「無法建構完善的管理制度,就無法持續、有系統地培養僧人,令人事斷層,出現了惡性循環。」

2000年代初,佛聯會就曾籌辦香港佛教僧伽學院,其時佛聯會會長覺光法師受訪時言明:「擺在香港佛教面前的大事,就是缺少僧材,沒有接班人之慮!…香港信佛的人越來越多,弘法沒有人(指出家人),道場沒有和尚住持,這個現象必須要迅速扭轉過來。」

不過,當年創辦的僧伽學院,學僧全部自大陸招生,而且僅辦一屆便草草結束,該屆學僧畢業後留港弘法者亦寥。有此先例,可見與斥資辦學相比,毋疑是直接申請陸僧來港,更加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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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尼不足,各大寺院如何承傳下去?此節毋須學者分析,一般市民觀乎近年有關佛教的見報新聞,相信都猜得出答案:從大陸輸入「專才」。

2002年,入境處在黃大仙法藏拘捕4名僧人,懷疑該寺聘用「黑工」和尚低價做法事,當中三人來自大陸;2008年,《壹週刊》揭發荃灣西方寺轉介旭日集團做法事的一批和尚,每日法事完結後就除下僧袍北上嫖妓…香港寺院和尚不足,坊間法事需求卻甚殷切,寺院聘用大陸和尚承接法事十分普遍,亦屢被傳媒揭破。

壹週刊2008年報道。壹週刊網站截圖

壹週刊2008年報道。壹週刊網站截圖

輸入「專才」

本月21日《東週刊》就報道指,目前在香港做一場法事,一般寺院收費為每位僧尼約2000元,大型寺院的僧尼每位收費則高達4000元,甚至更高。《東》更引述知情人士指,大型寺院一個有資歷的和尚,靠法事一年賺5、60萬元並非難事,「因而吸引愈來愈多內地僧尼到來掘金,且大多希望找到如寶蓮寺般的大靠山」。

除了中下層陸僧充斥,香港佛教界的領導層亦漸漸「換血」,因寺院陷入無人接班的尷尬局面,須杖外援維持。鄧家宙指出,本港寺院近年多透過大陸相熟寺院,邀請有潛質繼續的年輕僧人,安排他們申請來港,以待將來繼承寺業。

隨著戰後來港的高僧相繼步入高齡,一些近十多年才到港的僧眾亦漸漸登上要位。如2002年來港的釋宏明,現居觀宗寺住持,以及佛聯會執行副會長;而於廣東雲門寺出家的寶蓮禪寺董事釋宏通,一度被釋智慧指定接任寶蓮寺住持之位。剛接任寶蓮寺住持的淨因法師,同樣來自大陸。

而定慧寺事件已經說明,佛門當中,要論真正有金可掘之處,法事只屬末節。來自大陸的定慧寺住持釋智定2002年出家,師從其時已81歲的寶蓮寺前住持初慧,入門三年後就成為定慧寺住持。傳媒報道,釋慧定執掌定慧寺後,將董事局原本成員全部更換成「自己人」,其治下的定慧寺多年來入不敷支,十年間寺院現金存款大減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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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號稱有一百萬佛教徒,佛教社團不斷擴展,卻連僧尼都假外求;另一邊廂,以在家居士(即不出家的佛教徒)為主導的佛學團體近年則大量增長,各式各樣的佛學會、佛學班甚為興盛。

鄧家宙坦言,香港較少信眾跟從僧人出家,與香港社會教育水平普遍較高,高於一般僧眾有關。香港佛教得以發展起來,俗家居士的角色極為重要,歷來在傳播佛學方面的工作,都是由學識水平較高的居士主導。

戰前香港佛教發展的主要推手、何東夫人張蓮覺居士,港島東蓮覺苑的創立者。圖:維基百科

戰前香港佛教發展的主要推手、何東夫人張蓮覺居士,港島東蓮覺苑的創立者。圖:維基百科

僧人主導

鄧家宙解釋,上世紀初,居士的捐獻固然是支持佛教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但更重要的是俗家居士的社會經驗、對社會事務的了解,對推動佛教邁向制度化而言不可或缺。南來僧眾對於英屬香港的法制問題不甚了了,亦不能取得港英政府信任,在覓地建寺、處理法律事務等方面,均須倚仗具社會地位的本地華人居士從中斡旋。

「信佛與弘揚宗教是兩回事,如何回應社會,是另一種學問,宗教地位多高都無法取代。」經營、維持一間道場,與推廣、弘法,都涉及世俗對外經驗與專業知識,並非只講佛法修為。

可是,對社會具影響力的佛教領導位置,大部份掌握於僧人手中。「僧人地位高於居士,是香港佛教發展的局限。」

出家眾地位受脅、矮化,被居士的「喧賓奪主」的焦慮,令香港佛教內部的僧俗矛盾一直尖銳。香港的大型佛教組織,除香港佛教聯合會以外,尚有「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在僧伽聯合會的創會會議記錄中,便可見「大權旁落,出家人已失去領導權」,「(應)在任何時候,都使出家人站在領導地位上」等語,字裏行間可見出家眾對在家居士介入佛門事務的態度。

鄧家宙指出,在中國佛教的傳統上,僧人地位超然,而現今社會中僧人的學識水平未符期望,但在此情況下,僧尼未有與社會更接近,反而營造更加超然的形象。而當前在佛教內部,亦仍習慣以僧俗身份輩論資,不論宗教事務及實務操作,仍由僧人主導。「可是,若坐享超然地方︳就應肩負同樣超然的責任和超然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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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上述的幾項問題,如商業化、新血不足、教職人員地位超然等,難道不是世界各地宗教普遍要面對的問題?尤其在華人傳統宗教(此處指漢傳佛教)而言,給外界的感覺就更是如此。

但將眼光放遠一點,鄧家宙看到不同的景況:「台灣一早已經跳出這個框框。」

台灣經驗

高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圖:中華郵政

高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圖:中華郵政

同為華人社會,台灣佛教的發展與香港就截然不同。台灣佛教因有嚴謹管理制度,不僅在台灣發展迅速,更可推向全球:星雲法師創立的佛光山,至今已遍及世界,全球有超過200所道場,而由證嚴法師創立的慈濟功德會,亦在全球47個國家設有分支。

如果說香港佛教社群始終無法建立營運系統與教育、人事傳承,台灣的佛教組織之所以成功,則因兩者皆有。

以佛光山為例,星雲法師是公認的組織、經營能手,他依早年在大陸大規模寺院叢林階級分明的制度,並借用日本寺院及企業的經營方式,建立出一套可推而廣之的管理制度。

與此同時,佛光山亦重視培訓人材;要在佛光山出家為僧的話,一般要求是入讀佛光山下設的佛學院。該院目前設四個學系,包括經論教理系、寺院行政系及英、日文佛學系,從中亦可見其目標,是以培訓承接道場教育、管理及對外弘法為主。

說到台僧的教育水平,鄧家宙不禁將話題拉回香港。「(天主教)神父最少要讀七年神學院,台灣出家人都起碼讀三年佛學院…香港和尚,出家就去殯儀館(做法事)。」

佛光山叢林學院課程設置。圖:學院官網

佛光山叢林學院課程設置。圖:學院官網

僧俗平等

除了管理與培訓上的差別,鄧家宙認為,台灣佛教大盛,與當地早年已擺脫僧尼與居士之爭亦有關係。

日治時期台灣在家佛教(齋教)亦相當流行,但國民黨退守台灣後,亦曾有從大陸到台的僧人,提倡出家人為中心的佛教倫理,但最後未有成為主流。其中,號稱「玄奘以來第一人」、地位高超的印順法師,就力陳在家佛教是復興中國佛教的重心,強調提倡「佛教為出家人的佛教」之誤,結果就是令佛教與社會脫節。

而在佛光山內部,星雲法師亦一反過往居士被排斥在外,只由僧人管理寺院的「僧主俗從」傳統,提倡僧俗平等。

能否將寺院建立至遍及全球的規模,固然無需強求,佛光、慈濟等道場在當地亦飽受宗教商業化等指責;但台灣的例子可見,古老的華人宗教亦可以現代化的方式營辦,承傳宗教傳統同時弘揚教法。

港台經歷,恰成對照。「(台灣佛教)找到一套運作模式、管理及培訓人材的制度,兩方面互相向前推動,就有能力向外擴張,產出屬於自己的東西。香港從來做不到這一點,甚至連維持自己都成問題。」

圖:寶蓮禪寺官網

圖:寶蓮禪寺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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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史》一書總結,目下香港佛教看似遍地開花,但潛藏著種種危機,寺院團體仍停留在家庭式運作階段,僧侶疏少、水平參差,人事斷層嚴重。

但這與香港市民的觀感也許不甚相符。雖然久不久流出的佛門醜聞,多少對香港佛教的形象有所打擊,但以寶蓮寺為首的多間佛寺,仍不時斥巨資大興土木,善信香油不斷,寶蓮寺資產甚至數以十億計,一些名氣較弱的寺院,亦動輒有數億資產。

而號稱佛教界代表組織的香港佛教聯合會,是香港主要宗教團體,轄下學校、老人中心等設施有數十間,每年獲政府撥款四、五千萬;更重要的是,佛聯會坐擁十席特首選舉委員席位,亦不乏對社會事務表態,近年就於2012年表明支持推行國教,去年年底,在多份報章刊登聲明,反對「佔領中環」。

一個教職人員嚴重缺乏,傳續堪憂的宗教,為什麼可以在社會佔有如此具影響力的地位?

與所有上世紀後半的香港社會力量一樣,論及香港佛教勢力的發展,有一項因素無從迴避:

中共統戰。

相關報道:〈愛國愛教 代表性成疑的佛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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