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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讓九龍給英國的是大清而不是中國嗎?

2017/12/15 — 15:12

The Real Barbarian from China

The Real Barbarian from China

【文:梁曉遴】

前文《北京條約》怪論Q&A之一:存在「《北京條約》附圖」嗎?探討過「《北京條約》附圖」實際上是租借九龍租約的附圖,以及附圖是由英方代表廣州領事巴夏禮班子負責並由兩廣總督勞崇光作中文編輯。今篇,我們將會談另一個近年經常出現的怪論:186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仍未出世」,因此1860年與英國簽訂《北京條約》的是大清而不是中國云云。


圖1。英國政治漫畫《潘趣》雜誌(Punch),1861年1月,主題為The Real Barbarian from China。

圖1。英國政治漫畫《潘趣》雜誌(Punch),1861年1月,主題為The Real Barbarian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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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觀察,類似這種偷換概念的拘墟之見近年頗多,不過可惜這些不學無術的把戲難以在清史研究和新清史中有半點生存空間。仍處於大清帝國時空的1860年,現代中國當然仍未成立。「中國」的概念向來複雜多變,撇除現在的主權國家,在秦漢統一前古藉中「中國」的意義以諸夏領域為主,例如在《詩經·大雅·民勞·蕩·桑柔》中,「中國」之義多指京師。(1)由大清入關至覆亡的268年歷史來說,「中國」一詞的概念主要有領土地域概念之外,亦涉及管治哲學與及世界觀的改變。就地理來說,清初「中國」的外延和內涵是隨著其版圖和邊疆地區的管轄而不斷改變,故此清初幾位皇帝對「中國」的概念也不盡相同,伸廷出來的華/胡化看法和程度也相應不同。(2)在康乾盛世時期,「中國」概念主要在雍正和乾隆論華夷和辨正統的論述中定位。而在19世紀中葉以後,隨著條約的衝擊,大清傳統華夷觀逐步走向近代世界觀,「天朝 – 外夷」逐步由「中國 – 外國」取代並成為主流。乍看之下,「中國」在大清的概念就已經如此複雜,故僅以現代民族國家中國來偷換大清「中央之國」的概念,就如將北京大學李揚帆副教授在其<未完成的国家: “中国”国名的形成与近代民族主义的构建>一文「清朝皇帝有意模糊作為天下的中國與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國概念」中的「天下」和「國家」位置在眾目睽睽之下偷換掉一樣。按此而言,對「論」史人來說,歷史應該如何闡述,其實還是在於立場先行,各取所需,各自論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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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割讓九龍給英國的是大清還是中國,首次我們必定先要理解「中國」在19世紀中葉清朝的意義是什麼。筆者嘗試以國內和國外來分析。國內方面,筆者先淺析清初至19世紀中葉「中國」的意義變化,然後闡述大清對「中國」的概念由疆域至論正統至世界觀而不斷改變。不同皇帝對「中國」的概念也有所不同,但主調仍然以清初的多民族共同體和19世紀中葉以後的國家觀念為中心。在此點上,筆者會以大清皇帝一些與「中國」有關的重要論述來解讀他們對「中國」的看法,從而重構「中國」在19世紀中葉的意義;在國外方面,我們知道由道光皇帝開始,中外傳統的朝貢關係逐步由條約關係取代。國際條約是主權國家之間的法律約定,外國在條約中如何稱呼大清國除了是對大清國家身份的一種認同,亦是國際間的共識。大清由1842年開始與大英國簽訂的條約《南京條約》至《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以及與其他列強簽訂的條約中的"China"都以「中國」、「大清國」等為中譯。(3)那麼在廣義上,「中國」在19世紀中葉中英條約中所呈現的意義,可以幫助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了解當時「中國」在帝國間的意義。故此,筆者將以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為中心,輔以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作說明,以分析「中國」一詞在帝國話語政治上的作用。

1. 清初至19世紀中葉「中國」的意義變化

努爾哈赤和皇太極

在努爾哈赤和皇太極仍未入主中原前,他們眼中的「中國」是在天命所歸的皇帝統治下,並以中原為主的疆土領域。可是,作為天下共主、並該為朝貢國排難解紛的「中國」大明卻偏坦哈達和葉赫女真與建州女真為敵,(4)因此皇太極稱呼「中國」為「南朝」,並以「北朝」自稱來反映對大明徧私的不滿。他們認為統治「中國」的不一定是明朝皇帝,而永久壟斷帝位的也是不一定是漢族。到了取代大明入主中原,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大清皇帝身份,便逐漸由北方夷狄轉化為「天下中國之主」的夷狄。

順治皇帝

在《清世祖實錄》中,我們可以看到順治在1643年登位後仍然自稱「北朝」,而北朝的皇帝為「北朝皇帝」或「大清國皇帝」。在兩國決定性的一片石之戰後,順治稱已「撫定中華」。而對於故明遺民,順治表示「朕憫念斯民,受其(指李自成)荼毒、救肌救溺」。(5)

到了在位13年後的1656年,清廷與厄魯特因邊境發生衝突,順治傳諭厄魯特巴圖魯台吉等說:(6)

「儻番夷在故明時原來屬蒙古納貢者,即歸蒙古管轄;如為故明所屬者,理應隸入中國為民,與蒙古又何與焉?」

雖然在明朝時歸蒙古管轄的厄魯特理應並非「故明所屬」,但順治之意是故明所屬者應該歸入中國而非蒙古為民。順治在這裏所指的「中國」,除了有取代故明成為中原統治者之意,還帶有繼承努爾哈赤和皇太極作為結合漢與非漢族文化體的「中國」之意。

康熙皇帝

到了完成了國家大一統的康乾盛世,地域上傳統「中國」的概念已拓展到天下,外延部份包含了「四夷」居住的地域,遠遠超出明代的「中國」。在內涵意義上,康乾盛世的「中國」容納了漢滿蒙藏等多個政治和文化體,尤其在乾隆中期以後,「中國」已是一個凝聚了數十個民族廣義上的多民族文化共同體(multiethnic entity)。從康熙的遺詔來看,他統治之國是"dulimbai gurun"(滿文音譯,即「中央之國」)而不再是"daiqing gurun"(「大清國」),所統治之民是「中國之人」,而康熙自稱為"xôwangdi"(滿文直譯為「皇帝」)而不是內陸歐亞傳統的"xan"(「汗」)。這種對中國的國家認同並非一味只是康熙一廂情願的。事實上,康熙作為中國皇帝的身份,也同時受到邊緣民族的認同。對於他們來說,康熙是「中國至聖皇帝」或「統馭天下中國之主」,(7)比起大清入關前以"nikan gurun"(即單一的「漢民族之國」)滿譯「大明」和順治自稱「大清國皇帝」的語境,有顯著分別。(8)

雍正皇帝

在1722年即位後,雍正希望以空間疆域消解種族差異,並以版圖擴張視為中國正統皇朝的首要元素。於是,雍正提出了新的華夷觀,認為「夷」只是地域之分而非族裔之分。雍正這個自圓其說的自辯方式,更成為乾隆時的《四書御譯》將「夷」滿譯為"tulergi aiman"前身,(9)即意思為「外地的部落」的設定。

在國民教育宣傳品《大義覺迷錄卷一》中,雍正反駁曾靜以疆界定華夷的想法,表示滿洲如同中國籍貫,不能將之自外於中國。在自認中國之主後,雍正以舜和文王為例,表示雖然他們分別是東夷和西夷,但他們有聖德,因此能夠成為中國之主。(10)既然如此,雍正提出處理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關係的方法,就是建立「華夷一家」多民族共同體,以德治天下。體現了這兩方面的大清即使仍是來自遠方的夷狄,也能成為中國之主。

雖然雍正自辯為中國之主,但他並非對中國表示認同。在《大義覺迷錄卷一》中,雍正以類似上述的論點來辨華夷論正統的論述頗多,但從上述和「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等論證來看,(11)雍正的口吻頗有「我們滿洲征服你們中國」之意而非中國認同。在視大清為中國之主的層面上,雍正與順治觀點頗為相似的。

乾隆皇帝

到了乾隆時期,乾隆皇帝以「主中華者為正統」來辨正統。隨著所謂「十全武功」和喀爾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魯特、回部陸續納入大清版圖,「中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亦隨著大清對版圖邊疆的管轄而逐漸確定下來。由乾隆十年開始,「天朝 – 外夷」和「中國 – 外國」的使用率急速上升。(12)在收錄國家典章制度和歷朝事例的《欽定大清會典》中,在大中國框架下的「華夷」,即「中國」與「四夷」的對稱,已開始逐漸轉化為大一統「中國」與「外國」(朝貢國)的對稱,(13)因此乾隆認同在大一統後的大清,意義上完全能夠與「中國」、朝廷和天朝疊合在一起。(14)

從上述例子可見,「中國」一詞由清初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天下之主」的空泛概念,逐漸由康雍乾演繹治國之本儒家思想和大一統的多民族共同體來賦予其相對實際的意義。其實,清初皇帝這一套中國認同的管治權術並不難理解。漢文明歷史悠久,漢人承載著文化優越感和歷史記憶。當入侵中原,為了消弭其對異族的抗拒姿態,滿洲統治者便要在這種文化歷史優越感與本國文化之間尋找一條能夠共融的程式。然而在滿漢文化的差異下,只有消化和模仿漢文化才能有效地管治漢族地區和延續以往王朝的統治機制。既然如此,美國新清史領軍人物歐立德(Mark C. Elliot)認為滿洲統治者在漢人的公開場合總是戴著儒家面具,宣稱滿漢平等,但他們私下怎麼想卻是另一回事的「表裏不一」性質其實並不重要,(15)因為能夠安撫漢人歷史創傷,爭取漢族士人對政權的支持和認同,並且能以儒家文化吸收漢人精英治國,那才是治漢的關鍵。

咸豐皇帝

經過上述由入關至乾隆共百多年對「中國」概念變化的概述,以下筆者嘗試引用類似上述註1王爾敏的定量分析將清朝「中國」一詞至咸豐年間的使用量形象化。

日本國立御茶水女子大學岸本美緒教授以明清兩代歷史文獻中作了「中國」和「外國」用語的統計。作者將清朝分為入關至乾隆十年(1745年)、乾隆十年至鴉片戰爭和咸豐年間(1851-62年)三個時期,以明清實錄和兩朝四輯經世文編中「中國」、「外國」、「天朝」、「外夷」等詞彙作定量分析「中國」一詞的使用量。(16)按資料顯示,在第一期「天朝」和「中國」出現不多;第二期「天朝」佔優;第三期以後「中國」則佔壓倒優勢。

圖2。《清實錄》中「中國」和「天朝」的使用情況(17)

圖2。《清實錄》中「中國」和「天朝」的使用情況(17)

在乾隆酣睡在太平盛世的期間,由於基乎沒有外部勢力壓迫,加上無與倫比的「十全武功」等的內涵意義形成了「天朝」語境,從而引伸出「天朝之威靈」、「天朝懷柔遠人之義」等麗詞。然而到了鴉片戰爭時期,「天朝」語境遭到嚴重衝擊,隨著列強以國際條約中所謂「平等互惠精神」的要求日益增加,「天朝」高高在上的地位給英夷慢慢拉了下來。例如例如在1840年英軍炮轟厦門、攻佔定海之戰和道光收到巴麥尊《宰相書》之後,琦善給義律的照會中向以在職前加上「天朝」的自抬習慣,在1840年末悄悄祛悼,並同時改稱義律為能與清廷官員平起平坐的「公使大臣」。(18)在急速轉變的形勢下,以多民族抗外的大「中國」取代「天朝」,以應對由「外夷」轉化成的「外國」當然是更加務實。加上同治七年(1868年)拉開中國國藉序幕的《中美續增條約》,(19)增加了「中國」在國際間作為國家的重要性,因此作為國家的「中國」概念在19世紀中葉逐漸浮現出來。

2.「中國」在19世紀中葉中英條約中的意義

要了解「中國」在19世紀中葉中英條約的意義,首先要疏理一個關鍵。上文曾述,在康熙遺詔中他曾以滿譯"dulimbai gurun"(即「中國」)作自稱。在《南京條約》之前,與大清簽訂國際條約的首個國家是俄羅斯帝國。(20)關於兩國外交的官方語言,於1674年(康熙十五年),俄國使臣斯帕法里來到北京,並帶來了十二項問題,其中一項為「若中國大沙皇嗣後寄文,請在滿文文書上兼附拉丁文文書。我們那裡發文時,亦在俄羅斯文書上兼附拉丁文文書」。其實,由於早期俄滿翻譯並不準確,該項問題滿譯的原意應該是以滿文為主拉丁文為輔,而非以拉丁文為基準的。俄使在該項問題中「中國大沙皇」(或該譯為「中國大汗」)的滿文直譯,就是"dulimbai gurun i amba han"。(21)那麼大清究竟由何時開始自稱"dulimbai gurun “呢?據趙剛的統計,早於1661年在大清與俄國的文件中已經出現。(22)而在10多年後《尼布楚條約》上的"dulimbai gurun-i enduringge xôwangdi"(「中國至聖皇帝」,拉丁文本"Sinarum Imperatoris")俄文文本雖然沒有對譯,但條約中卻出現了"китайского"(Китай,即契丹)一詞。(23)由此可見,《尼布楚條約》中的"dulimbai gurun"並非純粹是俄國對大清國稱謂的滿譯,而是在相邊條約和雙方認同的基礎上俄國對大清國自稱「中央之國」的認同。(24)

中英方面,大清國與大英國簽訂《南京條約》,英文本是由英方譯員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起草,中文本就由羅伯聃(Robert Thom)改寫後交與江寧布政使黄恩彤共同約定並由耆英作最後審核,(25)因此在商約期間清廷並非沒有提出在條約中以「中國」自居的機會。然而,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的中英文本均由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和中文秘書威妥瑪(Thomas Wade)預先「自行譯定,不能增改一字」,(26)然後在簽訂條約前一天的談判時李泰國將56條條款置於欽差大臣桂良與花沙納面前,二人表示「非特無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27)因此與《尼布楚條約》不同的是,《中英天津條約》中「中國」實際上是反映了在沒有清廷參與條約譯文內容談判的情況下英方第一次單方面對「大清國=中國」所表示的認同。相對早前的城下之盟,《天津條約》中「中國」所呈現大英國對大清國的認同程度不能同日而語。

乍看之下,《中英天津條約》中的「中國」是對大清國表示一種前所未有的認同,但事實上卻是表裏不一。條約第五十款說明「遇有文詞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為正義」("the English text to be the correct sense"),(28)換而言之,「中國」一詞表面上雖然滿足了滿清對中國的主權想象,但實際上這種認同只適用於條約的想像空間之內。倘若文字上出現歧異("difference"),是大清國好,是中國好,"China"還是英國那個"China"。

另一方面,在條約第五十一款「自不得提書夷字」的洗刷下,(29)「英夷」、滿洲人身上仍未完全消散的所指「夷」,甚至連大清滿譯「外地的部落」的能指「夷」,都如奧威爾《1984》新語之目的一樣 – 詞彙消失了,字的記憶亦隨之消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始於《南京條約》的四不像翻譯「大英國」和「中國/大清國」。

同樣,從表面上看,「夷」字生命的終結似乎只是在於保護大英的尊嚴和體面,但事實上又並非如此。《中英天津條約》中「夷/i/barbarian」的設定是在翻譯和法律上「完全對等」的衍指符號。大英將「夷」的所指以第五十款「以英文作為正義」鎖定在"barbarian"的框架內,但本身亦是能指"barbarian"的衍指意義卻逍遙法外,最終達到重置主導言說位置,加深控制中國主權想像之目的。

更微妙的是,假如我們將大英在條約中所設定的「中國=大清國」和「夷/i/barbarian」一起來看,那我們便可以解讀到,在國際法上大英表面上認同「大清國=中國」。無論前者還是後者,雖然任何一個稱號在1858年開始都不再是「夷」,可是,無論什麼稱謂也好,在能指"barbarian"的衍指意義沒有受條約限制的自由情況下,"China/Chinese"還是大英心中本來的"barbarian"。

結語

對於國內來說,「中國」的概念由努爾哈赤到咸豐不斷改變,但無論怎樣改,概念仍是以雍正和乾隆「中外一家」和「主中華者為正統」的多民族共同體和國家為核心。他們認同其所承襲的是中華帝國,承認大清國為中國皇朝,但又不一定要有自認為中國人才能統治「中國」的族群認同,兩者並行不悖,正如努爾哈赤和皇大極對「中國」的看法一樣。打趣一點說,對於條約中「中國」和「夷」的巧妙設定,咸豐皇帝和清廷或許是樂見其成的,因為不僅雍正以空間疆域消解種族差異的新華夷觀隨著這條國際條約使漢人眼中的「夷」在任何文字空間中都消聲匿跡,同時乾隆皇帝對「大清國=中國」的主權想象亦由國際法《天津條約》的法理依據在祛「夷」的背景下變得更加穩固。隨著國家腐敗問題和統治危機日益嚴重,政權愈不穩當然就愈須要加強管治威信,大清在鴉片戰爭中「輸間廠」,但在條約中總算「贏粒糖」。而對大英來說,條約鮮明地認同大清作為「中國」統治者的身份,在不影響、甚至穩定大清政權壽命的前提下繼續吸取其鮮血,這不失為大英帝國殖民統治之道。倘若歐立德認為滿洲統治者「表裏不一」的論點成立,那麼與置野蠻人中國為半殖民搖錢樹的大英統治者的雙向外交手腕和話語政治技巧相比之下,高下無疑立見。對大清統治者和大英來說,「中國」的意義原來只是帝國間的話語政治,是爭奪話語霸權的棋子。

 

註:
(1)王爾敏以泰漢統一前「中國」的意義做了定量分析,當中諸夏領域的意思佔80%、國境之內佔10%,京師佔5%,而中央之國佔不足1%。<「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載於《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灣,商務,1995年),第448-449頁。

(2)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三聯,2010年),Kindle版位置#129-179。傳統清史研究和新清史在清朝與中國形成二元對立,但楊教授認為清朝建立正統的過程不是簡單的「漢化」問題所能概括,故以「漢化論」還是「滿族性」的模式估量其特徵所在均會失去之偏頗。對此,著名學者陳寅恪認為不是單純「漢化」或「胡化」的種族問題,而是文化相互涵攝融合的問題。對此,汪榮祖引何炳棣所指的「漢化」,實際上指是以多數漢族與諸多少數民族融合的過程,不僅是胡人漢化,又有漢人胡化。而汪本人認為那是有取捨的「同質化(即學者普遍所指的「涵化」"acculturation")。汪榮祖:<以公心評新清史>,載於汪榮祖主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台北,遠流出版,2014年),第25、37頁。而作者黃興濤在<清代滿人是否認同、如何認同「中國」?>一文引述何炳棣認為「中國化」(Sinicization)或「華化」一詞其實更為準確,因為清楚代以前的傳統中國文已非只是漢文化。

(3)與英國簽訂並且在條約上有「中國」一詞的還有1843年10月8日《五口通商章程》、同日的《虎門條約》、1846年4月4日《英軍退還舟山條約》、1858年6月26日《天津條約》、1876年8月21日《煙台合約》等。與其他列強簽訂的如中美《望厦條約》、中法《黃埔條約》、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中美《蒲安全臣條約》、中俄《伊犁條約》、《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密約》、《辛丑條約》等。中國海關總署編𥴠委員會:《中外舊約章大全》上冊(北京,中國海關,2004年)。

(4)《清太祖實錄》卷二天命三年四月三壬寅中「七大恨」的第七恨:「哈達助夜黑侵我二次,吾返兵征之,哈達遂聲我有,此天與之也。大明又助哈達,逼令返國,後夜黑將吾所釋之哈達擄掠數次。夫天下之國互相征伐,合天心者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死於鋒刃者使更生,既得之人畜令每返,此理果有之乎?天降大國之君,宜為天下共主,豈獨吾一身之主?先因糊籠部華言諸部會兵侵我,我始興兵,因合天意,天遂厭糊籠而佑我也。大明助天罪之夜黑,如逆天然,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妄為剖斷,此其七也。凌辱至極,實難容忍,故以此七恨興兵。」

(5)《清世袓實錄》卷之三、八和十五。

(6)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國觀>,載於《清朝的國家認同》,劉鳳雲等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10年),第220頁。

(7)甘德星:<康熙遺詔中所見大清皇帝的中國觀>,載於《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第103-113頁。

(8)Gang Zhao: 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Modern China, Volume 32 Number 1, Jan 2006), p. 5, 11. 另外,在《滿文老檔》中,明朝的滿譯為"nikan gurun",而《滿文實錄》音寫為"daiming gurun"。馬子木:<愛新國早期歷史記事的書寫與改寫:以天命初期對明關係為中心>,第15-17頁。

(9)劉禾:《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三聯,2014年),第119-120頁。

(10)原文:「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大義覺迷錄卷一》。

(11)另有「康熙四五十年間,猶有目睹當時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慶倖我朝統一萬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內外之人於湯火之中,而登之袵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於中國者大矣,至矣」、「且如中國之人,輕待外國之入承大統者,其害不過妄意詆譏,蠱惑一二匪類而已。原無損於是非之公,倫常之大。倘若外國之君入承大統,不以中國之人為赤子,則中國之人,其何所託命乎」等。《大義覺迷錄卷一》。

(12)岸本美緒:<「中國」和「外國」- 明清兩代歷史文獻中涉及國家與對外關係的用語>,載於《覆案的歷史檔案考掘與清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第365-369頁。

(13)例如,作為「朝貢之國」的朝鮮、琉球、蘇祿安南、暹羅、緬甸、西北番夷通稱「外國」(「凡拯救外國商民船有被風飄至內洋者所在」),而大清國為「中國」(「凡象譯朝鮮安南琉球表章皆用中國書惟習」)。《欽定大清會典》,《禮部·主客清吏司·賔禮·朝貢》,卷五十六。

(14)「夫對遠人頌述朝廷,或稱天朝,或稱中國,乃一定之理。」《清高宗實錄》卷七八四。

(15)Mark C.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47.

(16)四輯經世文編分別為明崇禎十一年(1638)的《皇明經世文編》、清道光七年(1827)的《賀氏正編》、光緖十四年(1888)的《皇朝經世文續編》和光緒二十四年的《皇朝經世文三編》。「中國」和「天朝」的使用情況分別為696、102、412和992次;92、12、23和7次。同註12,第368至369頁。

(17)資料複製自作者原文。但由於原文沒有提供詳盡細的確實數字,因此本表數據可能有輕微出入。同註12,第365頁圖5。

(18)琦善最後一次在職銜「大學士直隸總督部堂一等候」前加上「天朝」的是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八日(1840年9月13日)。由十一月初十日(12月3日)開始改稱為「欽差大臣文淵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部堂一等候」。至於義律,在1840年8月17日上奏巴麥尊《宰相書》後,義律的職銜由「英吉利領事」改為「大英國欽奉全權公使大臣駐中華領使」。佐々木正哉:《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東京,近代中国研究委員会),第3-21頁。

(19)第五條:「大清國與大美國切念民人前往各國,或願常住入籍,或隨時來往,總聽其自便,不得禁阻,為是現在兩國人民互相來往,或遊歷,或貿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兩國人民自願往來居住之外,別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第六條:「美國人民前往中國,或經歷各處,或常行居住,中國總須按照最優之國所得經歷、常住之利益,俾美國一體均沾;中國人民至美國,或經歷各處,或常行居住,美國亦必按照相待最優之國所得經歷與常住之利益,俾中國人一體均沾。惟美國人在中國者,不得因有此條,即特作為中國人民;中國人在美國者,亦不得因有此條,即特作為美國人民」。1868年《中美續增條約》。

(20)首條條約為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其次為1727年9月的《布達斯奇界約》(Bur Treaty)、同年10月的《阿巴哈依圖界約》(Bur Treaty: Boundary Protocol)、1727年11月的《色楞額界約》(Bur Treaty: Boundary Protocol)、1768年10月的《恰克圖界約第十條(修改)》和1792年2月的《國際議定書》(International Prptocol)。同註3,第1-65頁。

(21)承志:<尼布楚条约相关文书探析>,載於《清史论丛》(2016年第1輯),Kindle版5096-5099。

(22)Gang Zhao: 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 9 remark 10.

(23)同註7,第113頁。

(24)北京大學李揚帆副教授在其一文中認為條約中的"dulimbai gurun"是俄國對大清的稱呼而不是大清的自稱,見連結。

(25)邓文婷、张凌:<翻译伦理视角下《南京条约》误译分析>,(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第28卷第2期,2015年3月),第1-2頁。

(26)葛松:《李泰国与中英关系》,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译(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76-84頁。

(27)賈楨等纂:《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一0七三]桂良等奏各國船隻尚未開行英法條約鈔錄呈覽摺(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3册,第九六六、一0一一至三頁。

(28)第五十款:「嗣後英國文書俱用英字書寫,暫時仍以漢文配送,俟中國選派學生學習英文、英語熟習,即不用配送漢文。自今以後,遇有文詞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為正義。此次定約,漢、英文書詳細較對無訛,亦照此例。」英文本:"Article L:All official communications addressed by the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Agents of Her Majesty the Queen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hall, henceforth, be written in English. They will for the present be accompanied by a Chinese version, but, it is understood that, in the event of there being any difference of meaning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text, the English Government will hold the sense as expressed in the English text to be the correct sense. This provision is to apply to the Treaty now negotiated, the Chinese text of which has been carefully corrected by the English original."

(29)第五十一款:「嗣後英國文書俱用英字書寫,暫時仍以漢文配送,俟中國選派學生學習英文、英語熟習,即不用配送漢文。自今以後,遇有文詞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為正義。此次定約,漢、英文書詳細較對無訛,亦照此例。」"Article LI, It is agreed, that henceforth the character ‘I’ (barbarian) shall not be applied to the Government or subjects of Her Britannic Majesty in any Chinese official document issued by the Chhiese authorities, either in the capital or in the provinces."

 

作者網站;原刊於光輝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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