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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局對「創新科技」的了解?

2015/12/21 — 21:50

楊偉雄 (無綫新聞截圖)

楊偉雄 (無綫新聞截圖)

【文:黃柏恒 恒生管理學院社會科學系講師】

其實早在政府打算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之時,已經打算寫一篇有關創新科技帶來的道德、社會問題的文章,奈何自己總不能安靜的坐下來把它完成。現在正好是學院改卷交分數的時間,作為一個結構式拖拉者(structured procrastinator),現在正好把這個工作完成。

作為研究創新科技的人文學者,我一直好奇政府到底怎樣理解「創新科技」。從楊局長最新關於Uber的說話推斷,政府大概把創新科技理解為一作「製成品」-它是經由科技研發人員研究、測試,再經由科技公司推出市面。在這個理解之下,Uber把「挑戰香港法治精神」的產品帶來香港也是無可口非的。在這裡,我不打算評價Uber是否有違香港法治精神;也不打算討論Uber會帶來的社會政治問題。相反,我想討論這個對創新科技的理解有甚麼問題-特別是把創新科技視作一個靜態實體(static entity)所帶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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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創新科技視作一個靜態實體,其中一個問題是假定了我們可以(已經)預見它們帶來的所有後果。正因為這樣理解,我們可以把挑戰法律的責任歸咎於科技開發者-因為我們假定科技開發者已經知道產品帶來問題。不過,這個說法忽略了用戶在創新中的作用。現在,大多數科技社會研究者都贊成,創新科技的研發是一個動態(dynamic)和共同建構(co-constructive)過程,亦即是說用戶在開發過程裡面同研發者一面都是一個主動的個體;而正是這個原因,我們(科技開發者和用戶)都不能預知科技帶來的後果是甚麼。

換一個說法,作為創新科技,它們其中一個重點是當中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而正是不確定性,創新科技可能會帶來全新的道德、社會及政治問題;亦正是這樣在管治創新科技時我們不能只著眼於它們所帶來的後果,因為創新的過程在產品推出市面之後也在繼續進行,而現行的法律亦未必能夠足以規管這些隨時出現的後果。所以,創新科技總會對現行法律作出挑戰。這亦是我們所謂的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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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可以堅持所有不合乎現行法規的創新科技都是違法,但這種做法可以肯定會阻礙創新繼續進行。也許,楊局長要向某局長學習每天多讀幾本書。我可以給局長推荐David Collingridge的經典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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