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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把勁助窮孩子脫貧 — 寫在世界兒童日

2018/11/21 — 19:30

資料圖片,來源:Blair Yang @Unsplash

資料圖片,來源:Blair Yang @Unsplash

【文:何喜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

扶貧委員會日前公佈貧窮報告,指出去年本港貧窮人口多近 138 萬(政策介入前),貧窮率高達 20.1%,貧窮人口及貧窮率均創過去八年來新高;縱使政策介入後,2017 年貧窮人口仍超過 100 萬人(100.9 萬人),貧窮率仍高達 14.7%。雖然過去數年本港經濟增長強勁,人均生產總值屢創新高,惟貧窮人口不跌反升,證明持續經濟增長難令低下階層分享經濟成果。貧窮問題持續嚴峻,政府扶助貧窮人口力度不足,未能透過政策精準及有效地進行財富再分配。 

貧窮狀況「平穩」顯施政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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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扶貧委員會主席的政務司司長表示,貧窮人口及貧窮率趨「平穩」,似乎貧窮人口無大增已值得欣慰。當局一方面說參考貧窮線,在政策介入後(包括恆常及非恆常現金)貧窮人口跌至少於一百萬,若再加上公屋等非現金福利,貧窮人口更跌至 72 萬,儼如「成功爭取」。被問及為何貧窮人口增加時,卻說社會變遷及貧窮線統計定義諸多限制,似要為施政「平反」。然而,既然貧窮線已是大眾認可檢視貧窮指標,當局必須依循指標,若然認為貧窮線未能準確量度貧窮人口,應再作出修訂,以助制定相應扶貧政策。再者,人口老化及住戶小型化等趨勢亦非新事物,這恰好反映政策未適時回應社會發展的缺失。

新增貧窮兒童人口及兒童貧窮率需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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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整體貧窮狀況外,扶貧報告較讓公眾關注的是去年貧窮兒童人口及貧窮率增加的現象。2017 年貧窮兒童人口上升至 23.4 萬人(政策介入前)(政策介入後為 17.7 萬人),貧窮兒童人口較前一年增加 5,000 人。另外,兒童貧窮率亦見上升(政策介入前由 23.0%(2016 年)上升至 23.1%(2017 年),政策介入後由 17.2%(2016 年)上升至 17.5%(2017 年)。

報告指出新增貧窮兒童部份來自較大型在職住戶(如四人家庭),而且大部份與長者同住,但其只有一名就業成員,且多從事低技術工作。勞福局局長舉例說明現象,解釋因少了三代同堂的家庭「分開」居住,三人家庭因此而成為四人或以上的家庭,兒童在身處較大的家庭下,家庭住戶收入便低於同等住戶人數之貧窮線,兒童由非貧窮變成貧窮,因此令兒童人數增加。

房屋問題或加劇兒童貧窮

扶貧報告指出香港貧窮問題加劇,近年一直指出家庭小型化,為何突然出現大家庭?為何出現不能「分開」居住的現象?報告中提及新增的貧窮兒童人口(不論是政策介入前或介入後),是否與出租公共房屋供應不足有關?近年輪候公屋時間不斷延長,平均輪候時間逾五年半,二十多萬劏房、板間房戶被迫蝸居斗室又捱租貴,以及居於公屋內等候配屋的分支家庭,較以往有更多輪候冊家庭需要與上一代家庭成員共住,三代人「侷住」同堂等候編配公屋,導致貧窮兒童人口增加。新增貧童人口或有其他原因,當局需進一步分析,並訂立應對方案。以上情況亦正好說明扶貧工作不僅需要單純現金轉移,各項社會政策都對貧窮人口的生活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除了貧窮線外,當局更應引入多元匱乏角度檢視本港貧窮情況,務求更全面掌握貧窮狀況,訂立相應扶貧政策。

貧窮兒童匱乏嚴重 綜援安全網不安全

兒童貧窮源於家庭貧窮,政策介入主要透過綜援及非綜援家庭的支援,當中尤以在職家庭津貼至為重要。可惜綜援安全網並不安全,二十多年來均沒有作全面檢討,本會早前便曾就貧窮兒童匱乏情況進行調查,發現九成貧窮兒童處於生活匱乏;近兩成半受訪綜援兒童三餐不繼、逾五成半表示缺乏足夠衣物禦寒,缺乏社交生活及課外活動機會更彼彼皆是。此外,各項早年被削減的特別津貼(包括:電話費、補牙、眼鏡、長期補助金、搬遷津貼、租金按金等)、近六成私樓綜援戶因「超租」(實際租金高於綜援租金津貼上限)而被迫用生活費貼租、綜援金額低於貧窮線水平,各項鐵證均說明綜援制度殘缺不陷,亟待全面改革。

在職貧窮家庭欠支援 私樓貧戶津貼應增加

此外,非綜援在職家庭方面,政策介入前 2017 年非綜援在職貧窮家庭人口高達 60.6 萬人(2016 年為 57.1 萬人),人數及貧窮率均有所上升,縱使政策介入後,仍有多達 11.1 萬的貧窮兒童。低收入在職家庭人口增加,反映低收入勞工的工資升幅趕不上整體人均收入增長,最低工資水平過低,未能保證低收入在職家庭脫貧。在政策介入方面,現時政府主要透過在職家庭津貼(原名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學生資助計劃、交通津貼計劃等等,向低收入的在職家庭提供現金援助。然而,扶貧效應並不顯著,以低津為例,2017 年因領取低津而脫貧的兒童僅 11,600 人,相應貧窮率減幅不到百分之一(0.9%)。當局原估算去年約有15萬個非綜援在職貧窮住戶符合申請低津資格,實際上卻只有不足兩成(26,200 戶,佔 17.0%)家庭申請。雖然計劃已於今年放寬申請資格,觀乎往跡,扶貧成效恐難樂觀。

尤其重要的是,不少租住私樓的在職貧窮住戶均面對住屋龐大租金壓力;行政長官競選政綱中,亦提及「研究分別適用於公屋戶和租住私樓家庭的安排」,為此,當局應儘快檢視「在職家庭津貼」的津助金額,特別為居於出租私樓的職津受助家庭提供更高的津助額,以助減低租金重擔。長遠而言,當局應推行「負稅率」制度,全方位補貼收入低於貧窮線的在職貧窮家庭。 

扶貧指標引領政策發展

被問及會否訂立扶貧指標時,當局的回應可謂妙問妙答。政府表示扶貧工作任重遠道需長期堅持,不應訂立「硬指標」看數字、去「跑數」。事實上,滅貧指標正好指導當局制訂扶貧政策方向,依據有序地檢視政策成效;並不必要是「跑數」的方式看待「硬指標」,兩者並不相悖。再者,滅貧指標讓政策更聚焦扶貧工作,訂立執行又有何不可?這就如小孩考試不合格,不訂立合格目標,只說盡力而為,作為父母(市民公眾)又是否「收貨」? 

二十三萬是生命 貧窮孩子待援手

二十三萬貧窮兒童絕對不是一個數字,而是一個又一個掙扎求存,奮力向上的窮孩子,每個故事背後都訴說著困難和淚水。執筆之日,恰好是世界兒童日,正是二十九年前聯合國訂立兒童權利公約之時;希望政府多加把勁,訂立滅貧指標指導扶貧路向,為貧困兒童多盡分力,完善綜援、職津以至其他扶助貧窮家庭及兒童的政策,定期檢視貧窮家庭及兒童的匱乏狀況,保障貧窮兒童的成長及發展權利,始能做到施政報告說的燃點希望,堅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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