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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多元經濟才能真正利民

2016/6/7 — 11:42

港島的商業區。(網絡片段截圖)

港島的商業區。(網絡片段截圖)

【文:彭敬賢】

張德江訪港後,曾俊華在其網誌中發表了一篇名為「近水樓台」的文章。文中表達了其對近年流行的一個說法:「香港太過依賴內地」的不認同,並以香港過去三十多年的急速發展為例,指出這個城市如何因其獨特的地理條件而成為中國與世界的窗口,又是如何以此為主要的發展方針而成為今天國際知名的大城市。

誠言,既然香港的中心思想是擁抱市場經濟,因此而跟從其中心思想,逐水草而居,讓資金自由流動去滿足不同的需求自是正常的發展過程。如果更緊密的連接中國是有利可圖的話,我們也沒有理由去反對其他人追逐當中的利潤。理論上,在這逐利的過程中,每個人的利己決定最終將可以令到資源被最有效的利用,而社會利益亦得到最大化。只是,這裏的社會利益說的只是所有人的個人利益相加而來,並不代表每個人得到的部分也是一樣,甚至乎有某部分人會因而受損,而這正是今天貧富懸殊加劇的起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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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顯的例子是,當過去幾年香港的發展完全依賴單純的購物旅遊,我們的旅客來源逐漸變得除了內地還是只有內地,隨之而來的正是商鋪以及服務產業的單一化。當上水的店鋪逐漸轉變成金行及藥房,正是由於對市場經濟及私有產權的尊重,讓這個過程加速下去,直到社區已經支離破碎,我們才對這種另類的暴力作出反抗。

與其說港人是源於政治因素才與大陸的關係感到疏離,不如說這才是正確的認清現實。首先,尊重私有產權並讓部分人繼續追逐來自大陸的利潤,是自由社會應有之義,但前提是這種逐利行為不會帶來其他負面的影響。單純的將香港變成一個為大陸服務的社會,在過去十年已被証明了只會對社會上的一小撮人有利。我們所希冀的,由財富增長而帶來的溢出效應,正切切實實地被草根階層過去零增長的收入所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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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所謂的利益並沒有把社區所承擔的成本反映在內,上水附近的商鋪租金上升及店鋪的單一化,既將熟悉的小商店小社區連根拔起,也剔除了市民平常購物的選擇,當然不能不提的是人流急增,造成通道擁擠及公共地方被長期佔用,而造成的生活質素大幅下降。既然如此,避免繼續沿著這種不利社會的方向發展,自然是市民應該製造輿論壓力以影響的議題。假若政府對這種想法棄之如履,實在難言對廣大市民負責。

更重要的是,這種經濟增長事實上也建立在浮沙之上,只消輕風一吹,即告幻滅。無論是自由行也好,CEPA 也好,都離不開一種人為製造的制度上的裂縫。自由行﹙特別是水貨客﹚建基在中國的高關稅政策,以及內地市民對於食品用品安全的惶恐之上;而CEPA 則只有在改革開放仍未成熟,香港與內地的技術經驗差距足夠大的時候才是發展的機會。如果放鬆監管和與世界接軌依舊是中國發展的方向,這些源於制度或技術上的障礙將必然會一一被清除,這亦代表香港終有一天要從這種依賴裏醒過來。

諷刺的是,口裏說著「中國好 香港好」的,往往就是在兩種制度之間套利的一群人,而且他們也正在聲嘶力竭地要求維持並延續這個能讓其獲利的狀況。所謂的套利行為之所以變得可能,必然建基於某種不平等之上。股票市場上,那是資訊上的不平等;而中國與香港之間的則是制度上的不平等。即使不是以中國人的身份思考,單單一個普世平等的原則已經足以成為消弭這種不平等的動力,何以愛國前愛國後的商人可以以此自肥而不知恥?

當市面上的投資產品都依例加進了投資「可升可跌」的字句,並不斷重覆過去的回報率並非未來表現的依據,我們為何可以相信過去香港發展的軌跡可以在未來重覆一遍?即使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依然快速,也不代表香港仍然可以享有同樣不合比例的回報。比起今天,過去大半個世紀以來香港發展的前提在於一個更大的制度差異。由日本侵華、國共內戰、共產中國成立到冷戰中的四個十年,通通都是形成香港那獨一無二的地理優勢的原因,而這正是徐承恩在鬱躁的城邦一書中不斷強調的「在中國之外、處中國之旁」。

再加上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既將資金與人材都推到香港,更奪去了一整代中國的知識階層,才令香港擁有其他城市無可比擬的發展空間。由這些歷史因素中抽離,而誤以為過去的成功可以複製,未免是自我陶醉在幻覺之中。說到底,今天香港的經濟發展無論如何緩慢,其實也只是另一種的回歸常態,我們需要面對的現實是香港需要地理位置外的另一立足之處,而多元的經濟發展正是找回我們優勢所在的出發點。

過去的經驗往往會誤導了我們,正如年長一輩的所謂「成功經驗」又或是置業必勝的理論,其實都有其特定的客觀條件作為前提,而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認清歷史,才能正確的理解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挑戰。兩個月後就是曾經作為汽車業重鎮的底特律宣告破產的兩周年,或許也是一聲叫某部份香港人面對現實的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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