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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高錕校長,也告別一個年代

2018/10/12 — 16:41

上星期談到,高錕校長就是那樣純粹,沒有個人得失計算,也不介意四周眼光,只是單純地去做好他認為一個學者、一個校長應該做的事,為學問而學問,對學生也寬厚,得容人處且容人。過去兩個多星期,當我被記者要求談談校長時,到最後往往會被問及一條問題,那就是,今天香港的大學,還能否再出另一位高錕呢?

管理主義和政治狹縫再難消遙

今天哪怕是學術圈,每個人都多了很多計算,我相信再難有像高校長般活得那麼純粹。這也難怪,在管理主義如衡工量值等橫行下,今天作為一個大學校長、院長、系主任等,得滿足政府、社會、捐款者、校友、家長、學生等諸般期望和要求,例如排名、捐款額等,所以無時無刻都有我們戲稱是「跑數」的壓力,如何還能夠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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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隨著社會愈來愈兩極化,政府和學生愈來愈各走極端,今天的大學校長更得為如何在政治狹縫中自處而苦惱,近年校園內因學生提出港獨而引發的政治風波,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從高校長那時到今天,已經相隔二三十年,香港的政治氣候已經出現根本的轉變。當年就算壓力幾大,高校長要頂住的,只是來自大學管理層的壓力,頂多再加上校友和家長,但今天當大學校長要面對的壓力,卻是來自一個政權,甚至是一整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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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一向被視為「建制派」的某位校長,當說了句「大學校園內港獨可以討論,但……」之後,即遭到愛國報章狠狠的招呼。

三十年前校園內可以做的今天又如何?

在八九十年代,雖說是殖民地政府,但港英對民間就主權、自決這類問題的討論,卻無疑較今天寬容得多,校園,以至整個社會,並無今天這麼多「紅線」。還記得,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時,校園內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有以中大學生會為首的「民主回歸派」,贊成中國收回香港並進行民主改革「港人治港」;另外也有主張維持現狀;亦有支持香港全民公投自決;甚至建議香港交由聯合國託管。當時學生完全不用理會當時殖民地宗主國之顏面,港英政府亦不會出來訓斥學生和大學。

更何況,這不是私下「圍爐取暖」,而是有公開行動的:1983 年尾至 1984 年初,中大學生會在校園內,就致函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表達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立場,發起討論及舉行全民投票,信中提出香港主權該交回中國人民手中,並應在香港施行民主這些政治立場;差不多同時期,港大學生會亦召開全民大會,就之前幹事會致函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表達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立場,以及信中兩大立場:(一)中國收回主權,(二)港人民主治港,進行討論及表決。

套用今天的標準,當時這些無疑都是「挑戰主權」、「分裂領土」的行為,乃大逆不道之舉,但當年的殖民地政府,卻沒有對此表示「零容忍」,換轉是今天中聯辦、特區政府,必然會大加鞭撻,甚至「拉人封艇」。換句話說,三十年前可以做的,今天香港卻不可以做了。香港在政治包容上,是前進還是倒退了,大家心裡有數。

謝謝高校長,也謝謝那個容得下他的年代

昔日的開放日學生搶咪風波,事件仍只是一個校園問題,只要校方上下能夠達成一個比較寬容的共識,問題就可以解決。當時壓力當然是有,但仍非像今天般複雜和政治性。二三十年後,校園的港獨風波,卻再非如此,那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校園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一場激烈甚至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校外各方政治勢力對此虎視眈眈,磨刀霍霍,校方縱使願意寬宏大量地對待學生,但卻不足以讓外間偃旗息鼓。

我相信今天換轉是高校長,他也未必可以像昔日般對事件淡然處之。所以高校長是幸福的,他所處的那個年代尚且可以容得下他的包容。

高錕校長如今已逝,且讓大家告別和感謝這位包容學生、真正值得大家敬愛的老校長;也告別了那個可以容得下他、容得下反叛學生的香港美好年代。

(悼念高錕校長 二之二)

 

原刊於 10 月 10 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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