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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是根源? 誰人該負責?

2016/3/12 —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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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氣候、教育制度、校園氣氛,哪個是根源?
政府、官員、老師、社工、家長,誰人該負責?

80年代初,當學校社工制度逐步制度化的時候,每一個學校社工要走4間學校,但有不少老師對由一個外來者參與校內事務感到抗拒。當時,還在樹仁任教的蔡保琼教授(她現在任教於中文大學)便曾經寫了一系列的文章,說「學校社工應該移師棄陣」。到了今天,學校要有社工已經沒有人會提出質疑了。現在中學是一校一社工了,小學也有學校社工了。不但有學校社工,現在就連訪校的教育心理學家服務也增強了。就連師生比例也有點改善了。增加服務、改善服務、提升服務,這些都是永遠正確的說法。但這些是否都只是想解決問題,而不是要為青少年的成長提供更好的學習與成長環境?因為近日學童自殺事件要加強培訓老師及社工,是不是又有點捨本逐末?

近幾個月突然出現一連串學童及及學生自殺事件,令人難過,也令人憂慮。不過說要加強學校社工的培訓來解決問題,又真的令人大惑不解,甚至予人一種轉移視線的感覺。要取得社工執業資格,都要完成受專業檢訂過的專業社工訓練課程。是不是課程未能足以處理當前的問題?如果是的話,應從改善課程入手。同樣道理,老師的專業培訓也有學生輔導環節。如果不足,是否應該在那裏加強?問題是現在任教中小學,有幾多時間可以讓老師對學生作有意義的輔導?大部份學校,駐校社工與輔導老師組成的輔導組,過去幾年忙得不亦樂乎,是不是多加幾位老師進入輔導組,便可以有效防止學童自殺?老實說,我才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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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也說,青少年自殺問題頻生,反映年輕一代應付壓力的能力太弱。果真如此,就更絕非多加幾個小時學校社工的在職訓練輔就可以解決問題了,而是應該看看如何提升學生的心理調適能力。學生的心理調適能力是不是由於學校環境、家庭環境、及社會的大環境有關?我們的政府又是不是有勇氣對這些結構性的大問題作個全面的檢討?看來不會。更有可能,大人物只會諉過於受害者的抗逆力不足;只會諉過於家長理解子女不夠;只會諉過於學校社工能力有缺失;只會諉過於學校的老師不夠警覺。但我更加相信,一旦有學生自殺,最難過的首先是家長、老師、還有學校社工。

講來講去,就是不肯承認,也不願意檢討,學校制度或課程安排是不是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為什麼學校社工及天天接觸同學的老師都未能及早察覺潛在危機?老師是否太忙,太多合約老師,對校園文化與環境是否已經帶來一些影響?是否已經影響了教與學的操作與效果?也影響了學校老師解惑授業這些應有的專業精神之發揮?學校社工的專業操作大環境也是一樣每況愈下,近年多了很多質量指標需要注意,每一個活動都要有一些檢定的標準要兼顧,還要煞有介事要求參與活動的同學寫評估,同學看在眼裏,又會如何看學校社工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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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情況也一樣。中文大學在這個學年接連有六位學生自殺,為何整個系統內的機制完全不能及早察覺這幾位同學面對的問題?且記:不是單一個案,是六位美好人生正在舖開的天子門生,是六位大好青年。大學的學生輔導體制,其實過去幾年都是在加強,工作瓣數也在增加,每人都很忙。大學的教職員,特別是近幾年才聘任的,都忙於向學術期刊投稿,忙於改善自己的增值指標,否則連合約都可能不保,能夠抽空與同學坐在草地上談理想、說人生、或只談天說地的少之又少。學生只能透過GPA來驗證自己的存在,不少要忙於應付兼職,又要為債務頭痛、前途與事業發展更是想都不敢想的問題。校園生活蒼白才是疏離感的根源,也是問題得不到察覺,也得不到正視的根本原因。

如果開個會,攪幾次大會或家長諮詢會,又或者攪幾個培訓社工或加強師訓的短期課程就可以解決問題,那就真的太簡單而且輕而易舉了,也從一開始便不會出現那麽多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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