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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業隨身

2018/10/25 — 15:50

當警隊失去政治中立時,立場主宰決定,客觀環境證據變成次要時,劣幣驅逐良幣下,其執法必然失去公允,專業水平必然墮落。

這情況會反映在法庭之內。任何刑事案件的檢控,執法人員的證供在舉證的不同階段都非常重要。執法人員可以是案發的目擊證人,或需就拘捕疑犯後的情形作供,也有需要就證據的處理作供以確保證據能獲法庭接納。而且部份案件甚至沒有其他佐證,只靠前線警員的口供作控方證據。可見執法人員的信譽及可靠性(credibility)非常重要。如果遇上一對一的情況,一位專業的執法人員證供與一名普通市民的證供有出入,其他佐證又較弱的前提下,專業的法官以前可能會較為傾向相信專業的執法人員。

同樣情況,當案件上升到由陪審團裁決時,市民普遍對警隊的觀感將無可避免地反映在其對事實的判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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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uth is out there,信與不信,一絲之差,往往就是真兇逍遙法外,或是罪有應得的分別。

自從雨傘運動之後,無論是個別警務人員,或是警隊整體的所作所為,的確令司法人員及普羅市民心目中留下很大的負面印象。這些觀感,在一連串群眾事件的檢控中浮面。不同的法官在不同的案件當中,不止一次地批評警務人員的證供不可靠,甚至說證人不誠實。在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前提下,法官只能判被告無罪釋放。這一系列的事件已明顯看到,警務人員昔日頭上的光環已被摘下。當司法人員普遍認為警務人員並不再是特別可靠的證人時,警隊的檢控工作必然更困難,而成功脫罪的案件將會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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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在以普羅市民構成的陪審員制度內將會更明顯。專業法官還能憑專業訓練將主觀減到最低,但陪審員卻沒有這個優勢,也不需要如法官一樣公開其對事實裁決的分析。這直接令警務人員在有陪審員的審訊中需要跨過更高的舉證門檻。

昨日,死因庭的陪審員裁定,一位因被捕時受傷,最後因傷患引致的併發症而死亡的的士司機為「不合法被殺」。這位司機因小事失去性命,實屬非常不幸。

筆者沒有兇殺/誤殺案方面的經驗,但綜合各方意見,大都對判決感到意外,或說情況罕見,這也難怪。按照案情,很難想象涉事警員會有意在制服事主時生出嚴重傷害事主的念頭;如說這傷害會間接令其因併發症喪命,我相信該警員如何幻想力豐富都不可能想像到結果會以如此悲劇收場。

如今這位警員要背負誤殺之名,更有可能要面對刑事檢控,再一次面對陪審員的裁決。

這樣的結果,我不敢說是因果。但陪審員在商議的時候,有否將市民對警務人員的怨氣投射到涉事警員身上呢?哪怕是一丁點?

這個問題,除了陪審員自己外,無人可以解答。

但這個問題,卻很值得整個警隊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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