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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危險」「偏差」的標籤:解決問題的方式?

2016/2/22 — 11:26

(圖片來源: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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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是這樣的,Paul Willis,一個伯明翰文化研究學者,在 1972-1975 年間用民族志的方法詳細研究英國工業城鎮——鐵錘鎮(Hammer town)一批工人階級青少年的成長經歷。如同英國其他工業重鎮,如雪菲爾 (Sheffield) 一樣,他們要共同面對因西方社會整體工資上漲,資本家減福利,減工資甚至撤資的大時代,發展至 80 年代末,甚至是官僚人員加入罷工,引致怨氣之春的工潮。新自由主義蠢蠢欲動對抗工會,有名的是希思羅機場指揮塔工潮。

Paul Willis 在這種大環境下與他們一起上課、一起進工廠、一起活動。他發現,傳統文化與他們的感受,交熾衝突。他們在學校被排擠為一群「問題的」,「沒有將來的」青年,Willis 在當中目睹了青年對學校教育的反抗,這表明了他們被主流意識文化孤立了,他們採取了他們的方式應對,而且不願被整合到一種馴服的意志當中。他分析這種由學校而來的「馴服的意志」中說,學校規章制度,傳統的道德教育和權威,以及對這些青年的主流期許和標籤,反之引致了他們更嚮往父輩「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們留長髮,穿著奇裝異服,與學校制服完全不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抽煙,挑戰學校禁煙的規章,并把飲酒也視為是一種『標新立異』最有效的方式,以此他們表現了自己的選擇權、優越性、以及社會成人的生活方式」《學會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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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研究的結果是 : 這些青少年更向往父輩自由自在的生活,這些反抗最終還是對自己階級的歸屬,成了新一代的工人階級,成為勞資關系生產當中的一環。

我們可以聯想到香港也有的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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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規訓的範式,使這些青年在校以反叛手段作出對抗,之後就是被權威,學院,社會人士的歧視,而這種循環,使他們失去了循教育在社會獲得往上流動的機會,並最終鑲嵌資本主義剝削及異化鋪路。

慣性的,對於青少年研究的視角及價值判斷,尢以學術研究為甚,究竟有多少是真正反映出青少年的生存狀態?有一些的青年研究,他們的資金來源是由某些商業機構,或者是獎券基金資助的。我們可以想像,如果資助者本身有其價值判斷或目的,或明或暗的希望研究機構得到預期的結果,甚至是發表有利於金主的結果。這些變數就會造成結果的「預設的客觀性」,與實際操作,或者是現實狀態不相符的現象 (Baily : 1987)。研究針對的現象往往是負面的,也許是為了「引起社會的回響」,或甚是「這是一個很大的負面問題,一起處理他吧」之類的意向。但是,對於學術精英這一班「天之驕子」,他們的預設的價值觀是如何在研究中被處理,就不會有人提出。來自中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學學者。慣以低社會階級的人為研究對象,他們以事主的弱勢狀況來作研究主題,但是就忽視了對象他們動態的,可能有其優點的,有待充權的特性。(kagle and lovger,1997) 如果這些學者忽視了這些變項,而隱晦處理,就會引致「責備受害者 (victim blaming)」的標籤化問題出現。而在這裡,就帶出學術在研究價值的倫理。Paul Willis 並不是採取了一種由上而下的研究,反之是一種與青年共享生活狀態的洞察方式。Gusfield (1989) 說到,社會的共識,價值觀,信念,學術權威/主流等,會滲透到一個研究中的操作。但是,我們的很多青年研究很少會放在社會脈絡及系諳中,而只是按主流的定義判斷案主,橫切式去卻了這些可能是社會結構的,文化結構的脈絡。如果他甚至是一個量化研究而非「帶有判決的非客觀性的」質化研究。那結論就容易引致誘導式的價值判斷。(邵家臻,2003)而不是真正的反映出青年的生存狀態或困窘感。就如同 Gusfield 指出,知識的市場化,欠缺反思的主流學術架構,主宰了研究人士的空間,而建構社會問題的專家,其意識形態,信奉的學術權威/主流,都宰制了民眾對社會的認知和介入的模式,但是,他們的行動,不單限制了解決問題的方式,而且反之會對民眾造成負面的影響,標籤,偏見及「適得其反」的行為。(邵家臻,2003)社會學家 Weber 教導的,就是我們應該要在研究客體時,先行作出反身性的,一場審視研究者價值,文化取向,階級脈絡的檢視。正如 Paul Willis 在社會世界中的投入及操勞,而且得到一種感同身受的狀態。

反過來說,把青年定義或者標籤為「問題」,「危險」,「偏差」,這可否有建設性的解決問題。我們其實是不停地在政治的覆蓋的情況下討論青少年,科學方式取代了我們對有血有肉的青年處境。但現實是,我們太不會專重青年的獨特性。他們有他們的語言,有他們的生活質感,有他們有別於「成人」的經驗,有他們的思考方式。(邵家臻,2003)一種價值評斷下的數據化「客觀」報告和簡單答案,又怎樣誠懇反映一個獨特的青少年的生活質感?反躬自問,繼續這樣的問問題,可以嗎?真正要問的,可能是,青年意味著甚麼?就是我們的評斷?就是他們接受「教育」的「窒息」狀態?他們就是「問題」的來源?那「問題」是誰介定出來的?介定問題的學者有否做到學術的嚴厲,先嚴謹審視自己的價值判斷才投入研究?青年是一種社會投資的失敗與成功的工具價值?還是他們是一種可以有獨特性,有尊嚴,是值得肯定一班人?我們的社會價值是怎樣對青年作出期待?這種期待,是否就是為了一個經濟制度的價值而提出的?我們這個堅尼系數榮登世界第一,貧富差距極大化的社會, 這種經濟制度,是否理所當然?是否「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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