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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黃仁龍

2019/4/6 — 10:47

開始籌備《鏗鏘說》,構思會議上 brianstorm 每人有興趣的題目,我就舉手,想搵一位嘉賓談精神健康。最後出現在我面前的,是前律政司長黃仁龍。因為他年多之前,成為一個與精神健康有關的委員會主席。

對於精神健康,我有太多話要說。我在大學教書,現在大學裡學生面對的情緒困擾,甚至輕生個案數字「非常嚴重」。數年前,從大學餐廳吃完午飯走出來,我和同事就看到一個學生的軀體倒臥馬路上,警察也未到,帳篷也未出現。當日陽光普照,一個年輕的生命就告別人間。這個畫面,一生難忘。但如此事件,在校園並不是罕見。

我也有學生,因為家人父母患上嚴重精神病,他們的情緒受到困擾,影響學業和工作。年輕的、資深的記者,也私訊我找好的心理學家和醫生,他們面對形形式式的情況,但不敢讓別人知悉,有不體諒的上司,知道記者有情緒病,就用藉口解僱,那位記者也只有啞子吃黃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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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私下找我談,因為,他們說,知道我會明白。教書時我會藉着談傳媒裡對精神病人的塑造,打開話題,讓同學多點理解精神困擾,何時求助,如何協助同學的重要性。很多同學都說,這一課,最難忘。

我的親友裡,有受精神病困擾的家人。作為一個家屬,長年累月感受到來自社會對精神病認知不足的壓力。當中的羞恥、難受、內疚,折騰着我們,日復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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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在十年前也因為耳患經歷過情緒病,見過私家精神科醫生。被確診焦慮及抑鬱,吃了一年精神病科藥物。

但當我檢視數據,向公立醫院求診的話,若不是嚴重個案,要等待一年或更長。試想,一年我已停藥,但基層市民則等一年都未見到醫生。若我不是負擔得到,我現在應該沒法子精神奕奕地主持這個節目。

在公立醫療系統服務的精神科醫生,全香港只有幾百個,三個小時內要睇幾十個病症,平均每個病者,只能花十來分鐘。即使醫生有心,也未必有力。

官員或只看到數字,數字背後,是千千萬萬個受苦的人和家庭。面對黃仁龍,我是以第一身的身份去追問,究竟政府可以為我們,做多一點甚麼。

今天(4 月 6 日,周六)晚上七時零五分,香港電台 31 台,將會播影我主持的最後一集《鏗鏘說》,不只風花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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