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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肅討論的消失是今天最嚴重的挑戰

2015/9/17 — 11:57

【文/蕭三匝,汪暉】

【摘要】如果沒有一個相對健康的媒體公共環境,公共性的爭論、辯論無法展開,信息不能夠檢驗,推動政治議程是不可能的。

嚴肅討論的消失是今天最嚴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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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三匝:媒體本身也有不同形態,比如說互聯網,每個人都成了輿論的發佈者,這樣的話,傳統媒體的壟斷地位不就急劇地下降了嗎?

汪暉:互聯網的問題是很嚴重的,大家都知道關於所謂的「謠言共和國」這個問題。如果你去看中國絕大部分的報紙,特別是地方性報紙,它基本上依賴互聯網,很少自己真正採寫新聞稿。我這次回老家,還順便問了一些不算太小,但就很重要的媒體記者,他們都是在網上抄抄寫寫,不會自己採寫。對於謠言,媒體很少去確認。去年攻擊的我的事件爆發時,連中央電視台也沒有致電來確認。如果中央電視台都是這樣的話,那你怎麼能指望其他的媒體有任何負責任的做法。在今天這個條件下,所有人都在搶新聞,以賺錢為動力,或者是越來越政治化,但基本的新聞操守和規範卻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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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並不認為互聯網與傳統媒體自然有一個促進關係,恰恰是嚴肅的討論的消失是今天最嚴重的挑戰。我自己編過十多年《讀書》雜誌,在那十多年當中,討論的主要議題(關於全球化三農問題、醫療保障體制、政治改革、媒體功能、大學教育、女性的社會地位等)是很嚴肅的。但這樣的討論在中國已經非常少,也就是中國比很多國家的媒體更加服從於商業的邏輯,它們找的一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在媒體上寫文章。大部分在媒體當中寫文章的知識分子,我說的不是什麼公共知識分子,而是媒體知識分子,他們不是真正的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來展開討論。因為大眾文化跟媒體文化相互滲透,媒體影響所有人的閱讀趣味,時間長了,大眾就對稍微認真深入的討論變得越來越不耐煩。

在這種狀況下,你可以講軌道出事了,某一個事情出事了,信息能通過互聯網迅速發佈出來,但對於長遠的政治議題是很難討論的,沒有討論空間。俄羅斯前些年出現過一個媒體的領導人被謀殺,當時大家很懷疑政府參與了這個過程,到底怎麼樣的一個狀況,我不太清楚,但如果沒有一個相對健康的媒體公共環境,公共性的爭論、辯論便無法展開,信息不能夠檢驗,推動政治議程也就不可能。因為議會民主最基本的條件是必須要有言論的公共空間,所以我覺得在今天言論的公共空間是更為重要的。在今天中國,媒體的集團化狀況是比較危險的,因為這樣等於沒有一個真正的公共輿論,大家也不知道輿論的真假。一段時間謠言一起,大家被煽得群情振奮,過一段時間又證明那個是假的。

這些現象的不是完全新的,六七十年代出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化》這本書就講到過媒體的封建化,媒體越來越像是封建領地一樣,這導致了公共性的消失。這也表示在那個時候它已經在西方出現了,作者當時是把它看作民主危機的一個環節,這個狀況發展到今天,比那個時代不知道要嚴重多少,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重新考慮怎樣去討論政治結構問題。

蕭三匝:現在如何走出困境?

汪暉:我們必須一步一步來做。以新聞媒體來講,我個人認為,第一,基於專門研究的知識分子討論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它帶有反思性,而不能把他混同於大眾文化,必須有這個反复糾偏的過程。知識分子跟媒體之間應該形成一個有機互動。現在媒體都會找幾個人,要不是專門的專欄作家,要不就是所謂的評論員,就那幾張臉孔,什麼問題都談。在這種狀況下,你是不可能把有質量的思考上傳的,而且你也沒有辦法檢驗這些人代表的是什麼。

老實說,今天誰在設定議題?是媒體本身在設定議題。所以媒體角色的校正和媒體從業者基本的倫理是必須加以重新思考的,因為政黨和媒體是今天這個政治體制裡面最核心的部分。

昨天中央電視台的人來問我對富士康搞機器人怎麼看,我說第一,富士康的老闆說一句話,馬上全國的媒體都跟進,然後就開始焦慮地說,中國馬上要大規模失業了,那麼多工人的聲音我們為什麼從來聽不到呢?你算一下,中國有多少工人?光是農民工就有兩億四千萬。按照現在的統計數據,這些人所處的狀態為什麼總是不能夠得到正面的反映。當然,郭台銘提出這個問題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需要認真討論。

第二,工人和這個機器的鬥爭是19世紀以來的老故事,你很難講技術創新不必要。老闆在沒有利潤可圖的情況下,或者是社會輿論壓力對它過大的時候,他會考慮技術創新。當然,如果技術創新的成本過高,工廠就會轉移走了。這些問題都可以分析,但最大的問題是,如果我們的媒體和政治完全沒有辦法體現公共領域的特徵,不可能有什麼民主可言。

所以我覺得沒有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今天很多不同社會體制的危機證明,沒有一種簡單的體制可以解決這些問題,而是需要在這個社會裡面思考、生活和工作的人的努力,比如說在媒體領域裡面有一些人願意率先出來做出表率,這樣當然就有可能改變。

我昨天接受央視採訪還說,本田罷工的這個案例應該擴展到別處。本田罷工,讓當地的工人能夠發出聲音,事實上得到當地政府一定的支持,那也就是說連政府也意識到這個必要性。問題是為什麼媒體把議題完全設定了,你找我說我就一定得說富士康?我總想跟他說,可以說別的嗎?為什麼不去把本田這樣在我看來更有意義的事情好好說說?本田處理罷工的經驗如果能夠推廣,全中國很多工人的利益就會有很大的保障。

至於有人說害怕工人的條件提高了以後,中國經濟就要不行了,在我看來,第一,這個話意思說,他們就把廉價勞工變成中國經濟發展的唯一條件,無論從事實還是從倫理講,這個訴求都不成立,中國並不是因為只是有廉價勞工才會有這麼多的外來投資,比中國更廉價的地區還有很多,為什麼外資不到別的地方去,而是到這兒來?還是有其他條件的。第二,如果你的發展要天天讓人自殺,你還不去想改弦易轍,這不就成問題了?

我自己做了一點勞工調查,我願意做一點評論,問題是這個議程已經被設定了,不過他們能夠說一點勞工就不錯了。我覺得無論是一個知識分子還是媒體工作者或者是政黨,並不是沒有努力改善的空間,如果我們不能從一種制度拜物教到另一種制度拜物教的思路中擺脫出來就會出大問題。原來的制度拜物教就是認為,所有的問題都是因為我們這個制度不好,另外一個制度好。當另外一個制度出現危機的時候,那我們怎麼辦呢?我們一定會想再發明一個制度。當然制度的改變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是說不重要,我說拜物教的意思就是說,如果太崇拜、太以為只是一個制度改變就可以改變所有這些問題,而忽略了在每一個具體的過程當中從業或者是參與到某一個進程的人的主觀努力,進步就不可能。

反過來說,為什麼一些思想討論和職業倫理的重新修補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即便在今天的中國體制下,如果從業者的狀態是不同的,質量也就是不同的。在同樣的體制下,不同的單位和人取得的成績是很不一樣的。

我剛才講到西方政治體制的問題,並不是說我要否定這些都不行,反過來我也不認為我們過去的體制全部都不行,而是要動態地看待問題。我們討論解決之道的問題,尤其是在今天這個條件下,第一要有方向感,第二就是要具體。如果媒體已經不把公共性當成追求的方向,只把賺錢當成方向,那你怎麼改呢?方向感的喪失,我覺得是今天中國最大的社會危機問題。到底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社會,這個方向要有。就像我們要講媒體到底應該怎麼做,我們首先要有自己基本的取向和判斷,如果這個也沒有了,我們只是順從了某一個邏輯的話,那也就不存在選擇。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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