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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社會科學的研究:通識考試的「原因和因素」之分

2016/6/15 —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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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email protected]教育工作關注組】

近日曾瑞明和霍梓楠兩位老師撰文,指出考評局在通識文憑試中把原因及因素區分,並把「原因」 分類為低層次的描述的問題。

在2015年的通識卷二的一題「你認為哪些因素可能影響香港的新聞自由?解釋你的答案。(8分)」中,考評局的常見問題指出考生需留意把「題目要求的『因素』需作概念化處理;若只作事實描述或簡單歸納,只屬『原因』,評分層級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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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物理科的霍老師表示作為外行人,實在難以理解究竟考評局要求把原因「轉譯」為因素的「概念化」是否有分辨學生思維高低之用,抑或只是一種無根據的rephrasing。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如把試卷的題目視為一條研究問題,讓各位思量在考試以外,究竟原因/因素的區分是否有意義。

就「哪些因素會影響香港的新聞自由?」這問題,香港記者協會在2013-2015年就委託過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研究香港新聞自由指數,研究參考了不同新聞自由指數,舉出十個可能影響香港新聞自由的因素,包括「特區政府」、「中央政府」、「自我審查」、「採訪工作安全」、「獲取資訊的困難」、「大財團」、「傳媒管理層」、「法律對採訪的保障」、「傳媒監察功效」、「傳媒多元化程度」,再以問卷的方式調查公眾及新聞從業員「那些是他們在評價香港新聞自由程度時最主要考慮的因素」。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有較佳的因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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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確是社會科學研究分析的對象,港大的研究也是分析影響新聞自由的因素,但研究中所用的因素,卻正正是考評局事例中認為並非因素的「原因」,研究中所用的「採訪工作安全」因素,正是考評局歸類為原因中有提到的「新聞工作者擔心其安全」,雖然考評局認為,考生需要寫出「暴力襲擊」才算是因素。

究竟有沒有正確的因素可言呢?是否可以各自表述,研究者甲認為「暴力襲擊」是正確的因素,研究者乙認為「採訪工作安全」才是正確的因素?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研究人員在開始研究之前,會參考其他的研究,並傾向沿用主流研究驗證過的因素繼續他們的工作。這不是盲目的因循守舊,而是這些因素往往經過不同研究的比較驗證,構成最全面、簡單的解釋。試想想,在一個記者不會在採訪時受襲擊,但會因得罪權貴而被綁架、監禁的地方,「暴力襲擊」不能夠解釋他們的擔憂,但「採訪工作安全」則可以;而擔心「暴力襲擊」威脅的記者,也同時是擔心「採訪工作安全的」。所以,「採訪工作安全」是一個更能普遍地解釋新聞自由的因素。

研究員各自創造自己的「因素」用字,當然一來會令研究結果難以互相溝通引證;但更危險的,是研究因此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假設有一個研究員,偷換概念地把「暴力襲擊」取代「採訪工作安全」,到了一個記者會因報導而被綁架的地方作問卷調查,該地方的人都不認同該地方有「暴力襲擊威脅新聞工作者人身安全」的情況,但該研究員是否就可以下結論說該地方的新聞工作者是安全、是自由的呢?

當然,會有些研究會更仔細地研究在某地區中,「採訪工作安全」由什麼因素組成,這時「暴力襲擊」就是一個有研究意義的因素,但同時,研究者也需要仔細列出其他與「採訪工作安全」相關,而不是「暴力襲擊」的因素一併研究,才能得到全面的結果。題目中提到的「成本高企」就是一個可能成為研究問題的有趣的因素假設:究竟香港新聞機構因收益考慮立場取態背後,是較可能因為「成本高企」、「想賺取更多營利」、還是「中資廣告商對報紙取態敏感」?

回到文憑試:什麼是因素,什麼不是因素?

回到文憑試的題目,局方不接受考生回答「收益」等較普遍的因素,的確可能是希望考生回應題目中的「香港」提出一些更本土的因素。

八分題目,理應要作答三個因素,但如果考生按上一段的思路,提出「成本高企」、「新聞機構想賺取更多營利」、「中資廣告商對報紙取態敏感」,三個因素作解釋,下場又會如何呢?似乎會被認為答案欠缺多角度,甚至會被認為只回答了一個因素,因為三個因素都屬於「經濟因素」。如果考評局或者通識老師在這些因素題都只是希望考生從不同角度選擇一個因素去作答分析,為何一開始就選擇了較普遍的因素,回答「收益」的學生,只是較低層次地提出了一些「原因」呢?如果訓練學生畫蛇添足,因為要回應本土脈絡,在「收益」外要多寫「成本高企」,又會否令學生忽略了另外與收益相關的因素,在將來作社會科學研究時犯上偷換概念的問題?如果學生寫了一些較普遍的因素,以本地相關的例子作說明解釋,為何又不能回答題目中的香港元素呢?

從考核的能力看,藉著考評要求的「把原因概念化為因素」,考評局究竟要考學生什麼的能力?是應用概念的能力?但究竟這些暴力襲擊、成本高企的概念在通識課程中的何處註明需學生學習?未學未知又如何應用?要求學生綜合自己答案想法能力的話,為何「人身安全」、「收益」等普遍的原則因素不在考評局接受之列?(註:在考評報告中清楚否定是一個因素的「自我審查」,在新聞自由的研究中倒是一個被研究員認可的因素,考評局認為自我審查只是一些由因素導致的行為,但這其實忽略了新聞從業員的能動性,一個地方的記者面對種種壓力,是否也能選擇守著專業,不為所動呢?這可能反映了考評局對考慮中所接受的因素的選取是任意的。)

最後,考生只描述事件又是否一定是較低層次的作答方法呢?在港大的研究中,也有舉出劉進圖事件、記者遇襲事件問到「你認為過去一年以下事件有損害香港的新聞自由嗎?」(第24題),這些事件的發生對持分者的行為決策是有影響的,但在未清楚事情如何影響的性質之前,與其貿然將其定性,考生在作答時充分選擇事件中一些關鍵的元素,充分展示了他能夠理解相應持分者的關心,例如描述政府對劉進圖事件的態度和跟進,指出劉進圖的為人生活習慣以說明其被襲擊的較可能原因、指出近年示威中警方及示威者對待記者的行為,欠缺一個幾近同義的「概念化因素」又如何會失色?

 

後記

對於曾霍一文引起蘋果日報專欄作者的關注,稱通識科為奴才教育,我認為倒是言有過之。通識科的引入,令之前與社會隔絕的中學課程提供更多機會予學生認識社會,而這兩文說的學理,也是很多具有社會科學學士、碩士學位的通識科教師具有的常識。通識是很年輕的一科,教育考評兩局當初可能有出於對學生能力的思慮引入以上課程內容,但實踐起來,專業的教師一定會察覺到有調節改進的空間,假如就此把科目的價值否認,倒是浪費了不少教師對如何改善學生學習不斷思索之苦心。

只不過,從考評局上網的試題樣本剖析及例子,一來不能說服通識教師圈子以外的公眾,通識跨學科的精神在於精於此科的人能夠把各科的內容融會貫通,交待清楚,如果反而發展出一套只有通識科人才明白的內行規則內行話,是不正確的方向;二來這些零碎的片段也難以讓通識老師作改善的專業建議,當然每個老師也會自行分析這些片段、評卷參考,歸納出「答題要有正有反」、「要多角度」、「作概念化」等原則,但原則的語意刻意含混,各人的詮釋也不同,更難肯定會否因為試卷委員會主席的不同而令原則有所改變了。要釋疑,又為了讓各考生公平地得知怎樣才算是具質素的答案,考評教育局是否應該把自己評改的原則更清楚說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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