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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盧斯達〈解放女性〉一文

2016/8/26 — 19:41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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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緯綸】

香港民間婦女團體一直向政府倡議加強託兒服務及相關支援配套,改善現時女性面對市場與家庭雙重壓迫的不公平處境,讓女性在工作及照顧上有真正自主的選擇。近年,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對女性就業這議題的討論亦有所增加,立法會選舉亦促使此議題的繼續發酵討論。盧斯達以<解放女性>一文回應工黨候選人胡穗珊就託兒服務的政策建議,本人認為盧斯達一文有不少不足之處,故也希望作幾點回應,以讓社會深入討論目前香港家庭及女性面對的狀況及改善之政策。

分明歧視,卻說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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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一文指「釋放勞動力,增加(勞工)供應,勞工在老闆面前的議價力減少」,似把問題怪責女性投入勞動市場;其實這正是一些女性主義批評的觀點。女性主義會質疑,若擔心增加勞動力,令勞動力過剩而降低勞工的議價能力,何不要求男性同樣返回私領域照顧家庭,以減低「市場的宰制」?女性主義反對視女性為「後備勞動力」,在勞動力短缺時就要求女性工作就業,勞動力過盛時則要求女性回到私領域,其實正是視女性為「商品」,用完即棄,漠視女性自主發展的權利。

同時,女性主義亦會批評主流對工作的定義,批判社會只視有酬勞動為工作,對很多女性的無酬勞動則視若無睹;盧在文中表示「在市場上有了奴工地位,才可以談其他權利」,其實正正漠視女性在照顧家庭上的付出和貢獻,硬將父權及市場價值投射到女性身上,剝削女性在社會上應得的平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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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託兒非對立

關於盧指增加託兒會「擴大市場宰制」、「減少自主」之說彷似合理,但事實是,現時香港勞工面對的市場宰制和剝削已非常嚴重,女性更可能面對市場和家庭雙重的宰制:在市場中被剝削(低薪、無福利、無保障)甚至是排斥(因各種原因而失業),在家庭亦因經濟無法自主,或受傳統女性角色的定型而在生活上被宰制,女性本已難有自主。政策的介入目的就是要打破市場及家庭對女性的宰制,增加女性的自主性。投入勞動市場並非必然會受市場宰制,減少自主;不投入勞動市場亦不代表不受宰制,並且自主自立,這都需要視乎市場和社會環境,以及家庭分工與權力關係。

香港市場之惡是因為常借「自由」之名,拒絕對不公平的市場作出干預,政府(及部份市民)放棄對市場的規管,導致很多基層及中產市民被市場任意宰制。因此,要減少市場宰制,增加女性的自主,需要透過政策介入「自由」市場,重新分配僱主與僱員之間、男性與女性之間的權力。

無政策才是正道?

在「照顧」這個每個社會均需面對的議題上,一直有「家庭化」及「去家庭化」的爭論。前者是透過社會政策介入,促進家庭照顧的發生,例如:不少福利國家均設立照顧者津貼或立法增加照顧假期,目的就是要確認照顧者為家庭(社會)的付出,由政府(國家)介入讓照顧者安心在家照顧家人;後者則是透過政策介入讓照顧社區化或社會化,讓照顧不純粹是家庭私領域的事。「去家庭化」政策會為家庭提供完善託兒照顧服務,也可以是政府為企業提供稅務減免,促進企業為僱員提供託兒服務。

在香港,不論是「家庭化」及「去家庭化」策略均有很多不足之處,令家庭根本不能有真正選擇。我的疑問是,盧對工黨建議的批評,是否等於「家庭化」及「去家庭化」的措施皆不用做,只需要壓低「物價指數」、減少「物質壓力」就可以讓女性有選擇,令女性解放?請問盧可有具體的政策介入措施建議?

政策討論要講願景

沒錯,工黨提出的三個政策建議都會「增加政府預算」,但是否都會「擴大市場對個人、對家人的制宰,令大家在市場面前難以自主」?其實不一定。當中的關鍵要視乎託兒服務的提供是否可以有效地為個人及家庭作權力再分配,打破工作倫理和市場上的嚴重的剝削。如果加強託兒服務的目的在於減輕照顧者的壓力,例如是加強緊急服務、短暫性服務,這些措施都可以解決現時照顧者有事求助無門的問題,另一方面亦可以支援一些面對長期照顧壓力的照顧者,得到舒緩和喘息的空間。

此外,正如前述,加強託兒服務這種「去家庭化」策略,可以配合「家庭化」策略同時進行,如立法標準工時、增設親職假期、延長產假和待產假等,均可減輕「市場的制宰」,令個人及家庭在市場中增加自主性。事實上,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已是國際社會政策趨勢,可惜的是,香港政府一直回避改革,加上建制派及功能組別盲目維穩,保護既得利益令很多法例停滯不前。工黨已在其政綱清晰及全面對表述其立場及藍圖,盧一文單抽取一項政策作批評和攻擊並不公平。

稅制改革必不可少

盧表示「增加政府預算」牽涉兩個問題,第一是「令市場力量擴大」,因香港稅基窄及高地價政策,最終高地價會通過地產建設商,轉嫁在一般市民的身上,為了交付房貸、租金,女人要出去打工,然後將自己的兒女交予託兒服務,做成惡性循環;第二是基本法要求政府預算「量入為出」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其實可以透過改革稅制處理,削弱地產商及市場的力量,增加稅項亦可以考慮增加直接稅,以減低企業將稅項轉嫁到市民的機會,不少政黨亦早有提出,在此不贅。第二個問題更容易解決,當政府向富人及大企業徵稅,收入增加,政府的開支自然可以依基本法「量入為出」。

再者,香港政府近年極保守的財政預算,已不是「量入為出」,政府年年有財政盈餘、年年派錢,目前已累積八千多億財政儲備,為何不投資在其他社會福利、醫療、教育、甚至是兩性平等發展上?當然,在官商同體和不民主的政制下,任何影響既得利益者的改革方案必然是困難重重,是否能成事則需要視乎香港公民社會的力量及當下的政治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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