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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動物權利這議題最大爭議點:藥物測試〉

2016/5/31 — 11:13

電影《Wendy And Lucy》一幕

電影《Wendy And Lucy》一幕

【文:Louis Chik】

筆者不是醫學、藥理、及病理學家,不能從動物實驗的醫療結果判斷是否適合用於人身上。根據亞洲善待動物組織(PETA Asia),經台灣平權動物促進會轉載的文章指出,動物和人類的基因並不完全相同,動物先天並不必定有人類的疾病,人為把疾病置入動物,可得出不同反應,筆者引述如下: 「一個關於愛滋病的最新研究突破使用了分子技術(稱作“聚合酶鏈式反應”)監視每一小片DNA,發現病毒其實是藏在淋巴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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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來的醫學研究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是因為它沒有發生在黑猩猩身上,而此前所有實驗都是在黑猩猩身上進行的。」,文章指出,「研究人員已經一次又一次地成功治愈了老鼠的癌症,而已有超過85種HIV疫苗適用於獼猴。這些“成功經驗”沒有一個能用在人類身上。」按以上資料,動物實驗的結果似乎並不完全有助醫學對人疾病的研究。如該文撰者在有關方面持相反資料或意見,則可以跳到本文第3段。

回到理論,撰者舉出人的效益 (utility)和動物效益的矛盾兩難。以利益或效益最大化 (maximize utility) 為原則,在自身和他者效益衝突下,需要謀求把效益的損失降至最低,因而可為傳統習慣傷害或使用動物作實驗或食物,以達效益最大化提供不二理由。效益最大化原則以增加效益為目的,這樣可以、甚至應該去除阻礙效益增長的他者,因而可以踐踏動物、甚至人應有權利。例如,整體利益驅使下,菜園村被夷為平地,因為「有礙」經濟發展,高鐵效益凌駕村民生活。只要以整體利益為目的,此論據甚至可以支持人體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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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日軍侵略亞洲,透過符合「國家利益」,以擴張或維持帝國為目的,在1931年至1945年期間在中國東北進行人體細菌武器實驗,以及納粹為開發武器和擴大統佔效率,在集中營對猶太人和戰俘施行的各種人體實驗。

因此,效益最大化不只踐踏個人,而亦可在群族效益最大化目的下,排擠甚至逼害其他族群,極端民族主義亦可因而被證立 (justified)。是故,該文撰者應用的「利他性功利主義」並沒有真正尊重他者,而是只要符合整體效益下,他者可隨時被危害。由此可見,公義(justice) 或權利 (right) 不能被有效保障。在權利和整體效益衝突的時候,權利將被效益凌駕 (override)。

假如人的效益和動物的效益有直接衝突,是否等同於人必定要維護效益的增加而傷害動物 ? 該文撰者假設人只以效益計算為人本身目的,即效益因果關係於人的有效性 (validity),認為人只能或應按效益最大化原則為行事準則。但是,這是否人的「全部」? 如前文覆轍所示,筆者指出人可以看見他者的苦難,並有停止他者繼續受難的可能 [Arendt]。按其自由的本質,人能夠不按效益的增加原則而傷害他者,正如利益衝突下,是否見利必忘義? 更甚至,人可以挑戰效益對其本身是否好 (good) 或具有價值 (valuable) ,這反映人並不是缺乏選擇般按計算式「巧智」(calculative rationality)的必然性行事。因此,該文撰者的論點否定人的自由,所提出的原則並不完全適合人的存在 (human existence),不能用作判斷事情的對錯及指導行為的標準。

從人的獨特可知,並非由效益決定人,而是人決定是否被效益馭駕。人格不是先天的品賦,而是由她/他所做的行為所構成[Sartre]。

附引述之句段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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