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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死

2015/10/11 — 11:31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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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的妹妹才三十八歲便患上卵巢癌,發現時已經擴散,兩個月內病情急轉直下。眼見妹妹在私家醫院不斷被抽血、做各式各樣的檢查,她希望妹妹可以回到家裡,在熟悉的地方,舒服一點離開。

J問公立醫院紓緩治療科的護士,護士不贊成:「臨終可能會有一些狀況,你有能力照顧?」「我可以請兩個護士到家裡,輪流照顧嗎?」J又問妹妹在私家醫院的主診醫生,醫生竟然答:「在家裡離世,會影響樓價。」

如果J的妹妹在台灣,不但有「安寧居家療護」服務:醫生、護士、社工等專業團隊成員每週會一至兩次到家裡訪視,支援家人讓臨終者安然在家過世,而且還可以得到全額的健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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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剛公佈的「死亡質量指數」分析全球八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善終質素:台灣跳升到第六位,是唯一擠進前十名的亞洲代表,而香港就墜落到第二十二位。有醫生在臉書開玩笑:「如果我是記者,我會起如此起個長標題:

『689懶理港人死活,政策欠奉資源緊拙 香港死亡質素遠遜台星日韓僅勝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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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背後帶著一點心灰,英國是全球率先提倡醫療善終服務,也是兩次「死亡質量指數」調查的第一名,香港早在八十年代開始發展善終服務,一九八二年黄大仙聖母醫院便成立「善終服務關懷小組」。重病如癌症,有機會無法治癒,一開始就要有兩手準備,當積極治療亦無效,可以有「紓緩治療」緩解身體痛苦的症狀,支持病人和家人心理與靈性的需要,使病人最後一程亦有生活質素。

港督彭定康尤其重視紓緩治療醫學,一九九三年正式納入公共醫療系統,一九九八年香港是亞洲第一個地區確立紓緩醫學的專科資格。然而到了特區政府,資源不斷被削減,如今台灣、新加坡、南韓的「死亡質量指數」都超越香港。

歐美以至發展中國家愈來愈重視臨終照顧,除了考慮病人的尊嚴和感受,也是實際經濟考慮,例如在台灣,臨終病人若進入深切治療部(ICU,台稱「加護病房」),開支比接受紓緩治療起碼高出五倍。

台北市長柯文哲之前就是台大醫院加護病房主任,他率直地形容一些病人救不活,死不去,鼻胃管灌奶尿管排泄彷彿「灌流良好的屍體」。「一個人要靠機器維持生命,這樣叫活著嗎?很多人問我『什麼是死亡?』我都會反問他『什麼叫活著?』」柯文哲曾公開說:「如果要詛咒一個人不得好死,那就把他送進ICU受折磨。」

他的長期拍檔黃勝堅醫生同樣敢於叫停,任職台大金山分院院長時,開先例在無健保給付下帶領紓緩治療團隊走入社區,幫助過百病人在家中安然離世。柯文哲當上市長,黃勝堅亦出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長,全力培訓醫護團隊,各院區成立「居家安寧照護」小組,並且提倡市民預早規劃「預立醫療自主計畫」(advance care planning),就算不醒人事,家人和醫護人員都知道意願。

這次「死亡質量指數」調查,香港失分的原因包括紓緩治療服務並不普及,政府沒周全政策推行,醫護團體培訓不足,社區參與程度更是落後不少發展中地區──問題揭開,更能對症下藥。

香港人活得不容易,值得「好死」。

原刊於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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