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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醫療系統淪陷,源自於明晃晃的「道德勒索」

2019/1/13 — 11:48

瑪麗醫院急症室(資料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瑪麗醫院急症室(資料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我有一位醫生朋友,談到他的工作時,講到每天的境況如在戰地中(註 1)。當醫院在非流感高峰期時已經逼爆,在流感高峰期時,根本就負荷不了。他感嘆:「假如醫生護士集體罷工,相信政府就明白如今已經勢危。但,政府就是知道做醫生的不忍見病人垂危而見死不救,有恃無恐地利用了我們的醫德 — 也許我們也成為了制度的幫凶。」其實這,正正就是所謂的「道德勒索/綁架」。

道德勒索/綁架

道德勒索/綁架(Moral Blackmail),是指人們以道德的名義,利用過高的甚至不切實際的要求、脅迫或攻擊別人並左右其行為的現象(註 2)。針對如今香港醫療系統的問題,源於醫護人員往往承擔著「照顧患病者」的道德義務。政府和醫院即使要求醫護進行過多任務、人手又不足、卻顯示出「你們不可以丟下病患不顧」的態度;醫護人員基於「道德義務」,面對不切實際的要求、也只有繼續工作。他們除了內心承受「未能提供恰當醫療服務」的道德譴責外,更要承受來自社會認為「醫護未能提供恰當醫療服務」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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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勒索另一個可惡的地方,在於社會忽視勒索者本有的「道德義務」。在此例中,政府這個「勒索者」本來有責任兼負起「社會資源正當分配」的道德責任。但,如今港府卻不單沒有兼負起道德責任,更讓一大堆胡來的政策讓事件加速惡化,例如倒錢落海建人工島也不願增加醫療開支。港府亦沒有意識牽頭改革醫療系統、甚或禁止每天 150 個單程證配額以減少外來人口,減輕醫療系統負擔,卻把所有責任轉嫁於醫護上。於紐西蘭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任教的哲學家西門.凱勒(註 4,Killer,2016)指出,這種「道德義務」現在是「不正義地」被分配於他人:有些事情本該自己做,但經由道德勒索把義務堆在被害者身上。這是一種明晃晃的剝削、利用,是一種在道德上難以推諉的犯罪(賴天恆,2017)。

解決道德勒索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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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道德勒索似乎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被勒索者」不再被「要脅」,堅持要求「勒索者」承擔本有責任。在這個例子中,醫護罷工就是一個合乎情理的做法:只有拒絕「被勒索」,甚至在道德上會做出錯誤的事情(例如令大量病人未能得到醫治甚至死亡),才令政府知道它「怎樣勒索也沒有用」,方有可能拉倒不公平機制。

但,「被勒索者」卻因而必然承受可預見的巨大社會壓力;而,弱勢的一方(包括醫護及患病人民)也必然承受重大的代價,包括人命。所以,首先社會大眾必須了解到施展「道德勒索」的源頭,並停止譴責「被勒索者」。我們必須了解到,「道德勒索」的源頭是政府、視人命如草芥的亦是政府(而非「被勒索者」,即醫護),與醫護站在同一陣線,逼使政府面對其罪行,方有機會消除道德勒索。

不過坦白說,以香港的狀況(我是指人民素質的狀況),到底有多少人可了解到這一點並予以實行?這,倒是個更大的問題了。

 

參考資料:
1. 晴報(2019),流感高峰病人塞爆病房 醫生嘆港人命賤如蟻
2. 百度(不詳),道德绑架
3. 賴天恆(2017),你今天被道德勒索了嗎?
4. Killer, S. (2016). Moral Blackmail and the Family. Journal of Moral Philosophy, 13(6), 699-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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