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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良知不夠用,逆權運動應如何走下去?

2019/7/10 — 19:02

【文:談雅然(皇后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

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港人目標一致,五大訴求清晰,筆者樂見同路人不再爭持單一路線,明白勇武和理非,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開拓勇武和理非以外的一條新戰線。在這場輿論戰中,如果大家細心留意,不難發現無論勇派或和派,都在訴諸道德。勇武抗爭,旨在衝擊港共政權的認受性,刺激集體反思政權應有的倫理基礎。至於和平抗爭,目的亦都不離道德論述,或以個人犧牲彰顯政權麻木不仁,喚醒冷漠大眾的良知。然而,良知足夠改變社會嗎?歷史同心理學告訴我們,觀乎中外古今,大部分人類的行為在大部分時間,都不是跟隨良心的。那麼,是私心嗎?也不是。答案是,社會期望(social expectation)。無論是人性最黑暗的一頁,如納粹大屠殺,抑或人性最光輝的一頁,如英國人推翻黑奴貿易,良知、利慾所扮演的角色,其實比我們想像中小,而社會期望則至關重要。改變集體行為,小至廢除陋習,大至社會改革甚至革命,我們一定要改變社會期望。那麼,我們必先了解甚麼是社會期望,以及其運作。

社會期望這個概念,大家不會陌生。生活於群體,我們每天、每一個互動都受各種社會期望所約束。舉例說,出席喪禮要穿黑色衣服,這是一種社會期望。如果有人穿了彩色衫,違反了社會期望,會受譴責。但大家有否想過,社會期望的基礎是甚麼?其實,沒有法律逼使我們穿黑色,也不能說穿黑色符合眾人利益,但我們就是覺得我們應該穿黑色,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就是社會裡大部分人都接受的。而「大部人所接受的」就是社會期望的根本。讀者可能會認為穿黑色出席喪禮是一種道德規範,因為尊重死者家屬、表達哀悼,是道德之情。尊重、哀悼當然是道德情感,但是,為甚麼一定要是透過黑色來表達呢?為甚麼金色不可?答案往往就是,那不是大部分人所接受的。然而,道德不可能建基於「大部人所接受」,難道大部人都接受奴隸制,奴隸制就合乎道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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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小看社會期望的力量,它往往凌駕個人利益和道德的考量。中國曾有纏足的陋習,知識份子譴責纏足不人道,清朝政府更一度立法禁止纏足,父母都痛心女兒飽受皮肉之苦。那為甚麼纏足會存在呢?因為纏足是當時大眾所接受的美的定義和身分象徵。美國曾經實行種族隔離,當時很多餐廳、酒店都不招待黑人。大家可能會認為這些餐廳酒店老闆道德破產,種族歧視。但令人驚訝的是,他們是最極力遊說通過 1964 民權法,立例禁止歧視的人。況且,他們都是生意人,本應就招呼得愈多客人愈賺得多啊。那為甚麼當時他們不招待黑人呢?答案就是當時白人期待白人分隔黑人,如果白人招呼黑人,會被自己人認為是貪婪、有失白人身分。再舉一例,很多人誤以為在德國納稅集中型內的軍人、醫生,都是道德淪喪的變態狂魔。然而,史學家後來翻查這些「狂魔」的日記,發現他們其實很正常,不少經歷良心掙扎。那到底是甚麼驅使他們殺人如麻呢?日記裡的答案:作為醫生,我要符合社會對醫生的期望;作為軍人,我要符合社會對軍人的期望,別無他選。

放眼今日香港,各種社會期望也在發揮力量。在很多公營或私營機構內工作的人,都抱有一種社會期望,就是公事不能政治化,儘管政治議題涉及基本人權問題,員工都不敢發聲,儘管個人良心希望罷工支持學生,都覺得在職場上,最重要的是符合職場上老闆同事客人對自己工作身分的期望。最明顯亦最令人最心寒的例子,莫過於警隊內部的期望。以筆者觀察,2011 年曾偉雄上任警務處處長前,濫權、濫暴都似是大部分警員所接受的行為。但是,曾偉雄多次以警隊領袖身分,公開維護警察粗暴對待示威者以及干預新聞自由,左一句「道歉是天荒夜談」,右一句「你哋冇做錯到」,向同僚灌輸警權不應受監察的意識,為警隊建立濫權濫暴的新 expectation。在這一種期望下工作的警察,即使個人良心過意不去,也不未必敢公然違反警隊對自己的期望,畢竟,他們是以警察的身分執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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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會覺得以上的人,寧願服從社會期望,也不忠於良知,是不理性、犬儒的行為。這個問題,很重要也很複雜,只能擇日再談。假若我們接受歷史、心理學的發現,我們就得接受服從社會期望是人性,皆因我們都是社會動物,顧及朋輩的看法,不希望被自己的群體排擠。如若社會要進步,我們得從社會期望著手,不是漠視它,而是改變它。社會期望是如何改變的呢?

改變社會期望有三個要素。第一,人數。社會期望的定義為「大部人人所接受」,那麼,期望如果只屬於小數,就沒有力量了。舉例,如果只有一兩個政務官走出來反對林鄭,那未能足夠形成現行公務員體系裡一個反對林鄭的期望。第二,受眾。不是任何的社會期望都對任何人發揮到作用,它講究受眾(referent network),說得白一點,要「睇自己友」。比方說,儘管大部分香港市民反對警隊濫權濫暴又濫捕,這足夠構成民間的期望,普遍市民都覺得有責任聲討警隊,直到成功爭取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為止。很可惜,市民同警察關係撕裂,不再是「自己友」,警察不會代入香港市民身分,服從市民的期望。第三,公共性。儘管一種行為為大眾所接受,但是如果大眾沒有好好溝通,大眾會變得無知,心理學上稱這個現象為 pluralistic ignorance,我以為你不接受罷工,你以為我不接受罷工,但其實你和我都接受罷工。所以,公開透明的表態很重要。然而,群體愈大,溝通愈困難。所以,大家行動最實際,期望一目了然。

好了,理論就說完了,如何實踐呢?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是孤島,我們每一個人都屬於無數的群體,我們都可以在各自崗位,以群體身分 be less quiet,改變自己的群體。社會期望的現象證明,個人力量雖微,良心雖不夠用,但是,個人良知集結成社會期望,就能無堅不摧。一枝竹會易折彎,幾枝竹一扎斷節難,是真理。如果我有幸遇到你,你一定有過良心掙扎。如果你是公務員,請影響你身邊的公務員。如果你是警察,請勇敢指出同僚不是,重建綱紀,或者他們心底裏都很同意你,然後會支持你。如果你是其他紀律部隊人員,都算是警隊半個自己友,你一言勝學生百滴血。又或者你是校長、教師,希望你連同其他校長、教師,表態保護將被大搜捕的教師和學生,不要讓他們落單之餘,也不讓其他行家誤以為這些正義的行為不被行內接受。而令筆者欣慰的是,香港已有不少勇敢的 trendsetters,帶頭改變其群體內的期望,學界有香港的學生,教育界有科大校長,宗教界有夏志誠主教,娛樂界有何韻詩、100 毛,商界有太古廣場、寶礦力,還有各個勇敢走出來向極權說不的醫護人員、社工、記者等等,不能盡錄。至於逆權運動能否成功,就看其他人能否跟上。最後,我們還得堅守香港這個族群,香港人這個身分,香港人應該堅持甚麼價值,就看香港人為香港人立下的是甚麼期許。黎智英先生之前撰文,說中國政府害怕道德力量,筆者看來未必,極權政府往往了解良知未能駕馭社會期望,極力打擊的不是道德,而是族群身分認同,失去族群,就失去社會期望的基礎,失去集體力量,身分這場仗,不能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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