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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中之貧】新貧窮階層

2015/5/20 — 11:36

【本文節錄自新書《富中之貧》,作者顧汝德(Leo F. Goodstadt)是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1989至97年),現為都柏林大學聖三一書院商學院兼任教授,香港大學榮譽院士。他在本書中闡釋,貧窮於本世紀重回香港,既有港英政府遺留下來的歷史因素,也因特區政府刻意「迎商」的政策取向。】

新貧窮問題伴隨新時代而來。與被形容為「打工仔黃金時代」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現在香港僱員的工資和收入可謂今非昔比。2010年香港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為18,000港元,並不比2000年高。同一時期,最低收入組別的情況最差,月入少於6,000港元的家庭數目,由佔全港總戶數的13%增加至17%。可是,僱員不應受到如此的待遇。儘管他們沒有得到金錢激勵,但工作效率仍然持續上升。香港的勞工生產力在2002至2011年間平均每年增長3.4%,增長速度高於新加坡(2.4%)、美國(1.4%)和德國(0.8%)。

新貧窮問題為很多家境一般的家庭,帶來過往並不常見的困難。一些在過去財務狀況穩定的家庭,現在生活已足襟見肘。僱員收入停滯不前,工時愈來愈長,工作前景卻愈見不明朗;公營房屋供應量持續縮減,私人樓宇價格飆升;醫院收費、直資學校和大學學費都上升,令一般家庭的財政壓力更加沉重。對大多數家庭來說,情況實在令人不安。但如果他們能夠省吃儉用和儲蓄,也許尚可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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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有些人卻瀕臨赤貧(第五章將詳述)。政府大力限制醫院管理局的開支,將病人推往私家醫院診治,令有親屬罹患重症的家庭陷於困境。即使是家境較寬裕的家庭,當他們懷疑親人患有可致命的疾病時,為了確保親人能獲即時的診治和護理,也可能不惜負債纍纍,放棄輪候公立醫院服務,轉向私家醫院求診。如果要在公立醫院購買收費的治療癌症及其他疾病藥物,家庭亦可能因此陷入財困。教育方面,低收入家庭的選擇雖然已較醫療好一點,但仍然使人感到憂慮。當每名學生的每年學費開支可能相當於一般僱員四個月的收入,家長如何負擔得起較優質學校、大學或其他專上學院課程的學費?雖然政府有提供助學貸款,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前景愈來愈黯淡,畢業後往往就要背起償還學生貸款的重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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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一群受害人,他們的財政和身體負擔因為政府政策而加重。政府為了仿效商業模式及達致資源增值,導致以弱勢社群為對象的設施和服務嚴重供不應求。不管需要護理服務的人數其實有多少,服務需求者若沒有宿位或其他必不可少設施根本難以生活,但幾乎每項社會服務的輪候時間依然漫長。年幼及年長的,也無法倖免。身體殘障的學前兒童和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往往因為輪候服務而吃了不少苦頭,本書稍後將會詳述。

特區政府近年深信「福利是無法負擔的」,導致受影響的家庭更加痛苦。在解決社會服務不足和改善設施的問題上,政府都拒絶作出具體承諾。可是,政府卻不時向大眾發出貶損人類價值的訊息──只有窮人才有享用公共服務的權利,其他人無論在個人和傳統「儒家」家庭單位的層面,都應該自力更生而不依賴政府。

諉過於受害者

一般家庭的生活變得更為艱苦,主要是因為不理民間疾苦的官員決策失誤所致。董建華曾說,香港多年來處於「泡沫經濟」,暗指香港經歷的金融災難是咎由自取的。他領導下的政府開始宣揚財政緊縮措施,但這些措施加劇了通縮。他的標準答案總是:「我們需要調整經濟泡沫,目前正在調整中。」他謂政府當然同情那些近期將會失業的市民,但「我們必須面對」。實際上沒有推出多少紓困措施的董建華後來再說:「我們要令香港市民接受,不論經濟調整的過程有多痛苦,也是無可避免的。」 

董建華政府未能阻止市民的生活水平向下滑,並把原因歸咎於外部環境。董建華在2004年曾抱怨稱:「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使全世界普遍出現貧困加劇的問題,香港亦不例外。」他的對策是建議有需要人士自救脫貧。他的社會政策改革似乎不切實際。例如,他決意恢復教育的「精英主義」:「我實在認為,社會輿論出現過於極端的現象,使『精英』一詞長期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以致惡名昭著,更被傳媒在考慮不周的情況下橫加踐踏和撻伐。」他選擇在經濟衰退最為嚴重時,建立「更多私立學校配合不同家長和學生的各種特別需要」,作為其主要教育計劃目標。

第二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同樣也是讓有需要的市民自行解決問題,因為他「不贊成在財政資助方面進行扶貧工作」。在他斷然否認政府有能力扶貧的時候,香港的貧富懸殊在發達國家和地區中已變得數一數二。香港的經濟增長成績雖然亮麗,但卻一直無助滅貧,反而使貧富差距擴大。

當權者一直不願承認,香港的貧窮問題並非社會弱點(social failing),不是單單依靠道義上的鼓勵,或在個人層面學習如何變得進取便能解決。《信報》社評稱:「不管如何研究,我們認為扶貧委員會都很難做出甚麼成績,原因很簡單,香港已經是一個人均收入達2.4萬美元的富裕社會,貧困家庭需要的並不是政府的扶持,而是怎樣協助他們適應經濟轉型帶來的新挑戰,特別是怎樣能夠在勞工市場立足,投入職場自力更生。」 政府設法打消市民認為「窮人是值得援助」的觀念,貧窮被形容為「外來的傳染病」和「遺傳病」。曾蔭權堅持認為,香港與紐約、倫敦和東京這些國際金融中心並無兩樣,同樣存在較大的貧富差距,因為「這些地方聚集了最有錢的人,但最貧窮的人也前往那裡,永遠也是會有這些矛盾發生的。」他堅稱若要消除貧富差距,肯定弊多於利。

第三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嘗試扭轉貧富懸殊爭議的方向,並聚焦在貧窮造成的苦況。他在就任前夕說,貧富差距本身不是問題,他關心的是低下階層的生活狀況。雖然他雄辯滔滔,但他對社會福利公共開支的看法,並沒有偏離兩位前任特首,也同樣重視如何減輕商界對公共開支增長的憂慮。他在一個商界論壇上指出,香港的貧富差距自1997年起的12年以來,已大幅擴大:

……人均家庭收入最高10%的組別,收入增長了64.7%;而人均家庭收入最低10%的組別,收入下跌了22%。

然而,他也向商界承諾,他領導下的政府不會大刀闊斧地去逆轉貧富懸殊擴大的趨勢。他謂不少人認為香港應該通過財富再分配去實現社會進步,而非靠經濟增長,但他認為財富再分配「或會妨礙推行促進增長的政策。」 由此可見,傳統的官商集團絲毫未受影響。因此,當政府統計數字顯示有多少基層工人及其家人僅能依靠微薄的收入糊口時,梁振英的解決方法就是間接資助僱主。雖然法定最低工資已於2011年起實施,梁卻不選擇採用此實際方法去保障低收入工人,反指避免「扭曲勞工市場」才是至關重要。他選擇撥出30億港元投入「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鼓勵僱員留在崗位,變相資助那些未能向僱員支付「生活工資」(living wage)的僱主。政府指計劃可令逾20萬個低收入家庭合共71萬人受惠,但平均計算每人每月僅分得352元,金額實在微不足道。

香港管治者在貧窮問題持有的狹隘觀點,已成了現今香港的特點。貧窮人口幾乎被視為經濟問題──失業或低收入的工作,令窮人在財政上難以自力更生。扶貧委員會在2013年舉行首次高峰會,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會上表示,提供工作誘因應該是扶貧工作的主要政策方向。因此,政府往往認為處理貧窮問題的關鍵,在於「推動經濟發展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梁振英將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的人數減少,與本地生產總值(GDP)的上升相提並論,形容這是經濟轉趨繁榮的指標。然而,失業者佔綜援受助人的比例一直不高。對失業者來說,綜援能幫助他們在就業情況改善前維持生計(誠如第六章說明)。申領綜援的更多是長者和殘疾人士。他們永遠難以做到自力更生,故此他們的貧窮問題並不會有「根治」方法。政府一直以為,單靠社會保障福利就可以把他們的生活改善至可接受水平。長者和殘疾人士需要醫療、特殊房屋和住宿服務,以減輕他們精神和身體上的痛苦。然而,本書將說明政府一直不願意投放足夠資源在這些計劃上。

梁振英決定重設其前任人已解散的扶貧委員會,凸顯當權者不願意承認服務不足導致新貧窮階層出現的事實。當局建議扶貧委員會委員接納本地學者的研究結果,而這些學者對貧窮問題的主要成因定義得頗含糊──「結構、制度、文化、個人與社經地位等四方面」。委員會的議程是「促請政府透過制訂新政策以減低構成貧窮的機會,促進社會基層向上流動」,但本書將會闡釋,政府服務供應不足,才是造成香港貧窮問題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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