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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中之貧】痛苦、恐懼與貧困

2015/5/14 — 18:00

【本文節錄自新書《富中之貧》,作者顧汝德(Leo F. Goodstadt)是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1989至97年),現為都柏林大學聖三一書院商學院兼任教授,香港大學榮譽院士。他在本書中闡釋,貧窮於本世紀重回香港,既有港英政府遺留下來的歷史因素,也因特區政府刻意「迎商」的政策取向。】

踏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香港人在猝不及防下時運逆轉。逆境始於1997至98年間的亞洲金融風暴,但經濟低迷並沒有導致此後的災難。金融風暴對香港的最大破壞在社會層面,其影響深遠和持續。數十年以來,貧窮問題首次在香港蔓延。特區政府承認,「長期不能夠從其辛勤工作中取回一個合理報酬水平以滿足其個人及家庭基本需要」的低收入勞工,人數近20萬。

政策制定者面對經濟逆境誠惶誠恐,顯得無計可施。儘管前所未有的長期通縮導致經濟收縮,但他們深信財政緊縮仍是適當的對策。及至2005年,政府才不情願地承認香港貧窮人口逾100萬(相當於全港人口的15%)。然而,工商專業界卻深信,新出現的貧窮階層只得怪自己。立法會進出口界議員許長青曾在議會內稱:「上一代的福蔭,削弱了新一代香港人的奮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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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家庭無法倖免地走向貧困。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港人已慣於憧憬未來的生活質素會穩步改善,而政府也承諾(儘管並非情願,詳見以下章節)提供公共房屋、學校教育、更多更優質的醫療服務和基本社會福利計劃。更重要的是,當年香港有充足的就業機會。社會長期勞工短缺,即使是年紀稍長的工人和殘疾人士,也有找到工作的機會。

這樣美好的境況看似會延續下去,尤其是中國領導人承諾香港的制度在1997年後將維持不變。香港長期以來繁榮昌盛和職位充足,因此港人對於作為新特區政府政制藍圖的《基本法》,處處把社會福祉置於商界利益之後,似乎不應有不滿的理由。在《基本法》159條條文中,當中34條是用以鞏固殖民地時期支持商界的自由放任政策,以及金融和商業架構。與涉及經濟的條文相比,《基本法》載有的社會權利含糊得多,也不如前者般全面。即使以最寬鬆的方式解釋《基本法》,當中只有七條條文與社會服務的提供相關,另有三條則提及工人權利。長期以來確保政府政策不會妨礙商界牟利的官商集團,仍然在香港這個似乎並不重視福利的地方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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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短缺的問題在1998年起浮現。自1945年戰後以來,香港家長首次不敢憧憬子女長大後會有較光明的工作前景、穩步上漲的工資,以及更穩定和有回報的事業。一項由中央政策組委托進行的研究顯示,「八十後」的年輕一代雖然是香港歷史上接受最良好教育的一群,但相比任何上一代,他們的就業機會最差、收入最低、前景最灰暗。

家長本身的前景亦每況愈下。表0.1的數據顯示,雖然香港製造業在1976至97年間大規模北移內地,但期間港人的平均就業收入實質增長速度,仍然高於本地生產總值(GDP)的增速。然而,自1998年起,收入增長速度遠遠落後於整體經濟增長步伐。與此同時,香港人的業主夢開始變得遙不可及。在1981至96年間,住戶收入的增長貼近樓價上升的幅度,私人住宅單位的自置居所住戶比例由41%上升至67%。但在2000年後(第三章將會說明),政府故意在房屋市場減少與私人機構的「競爭」,擱置了傳統以來的公營房屋計劃,導致市民置業愈來愈困難。立法會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小型住宅單位」的平均售價在2008至2013年間上升了188%,而同期的住戶入息中位數只增加了30%。私人住宅單位的自置居所住戶比例,則由1996年的71%回落至2013年的約67%,回復至1996年的水平。

表0.1    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和就業收入的每年實質增長比較(1976-2013)

 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勞動人口就業
七十年代中期-19966.6%(1978-1996)6.95%(1976-1996)
1997-20133.5%0.875%


社會服務不足,導致弱勢社群無法減輕財政拮据的壓力。到了2009年,約2,700名急需入住住宿設施的嚴重殘疾人士或嚴重精神病人,平均被拖延近五年才能享用服務,但政府卻拒絶定下縮短輪候時間的目標。政府同時拒絕長者在退休後享有財務安穩的生活,扶貧委員會在2014年拒絕支持全面退休保障的建議。雖然有關改善退休保障的建議涉及的公共開支有限,但委員會成員堅稱香港無法負擔這些開支,又指此舉將導致加稅或財政赤字。本書將會論證,改善退休保障不會威脅政府的財政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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