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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下一份兒童死亡報告之前

2019/7/26 — 20:32

資料圖片 l Paul Hudson @ flickr — Attribution 2.0 Generic (CC BY 2.0)

資料圖片 l Paul Hudson @ flickr — Attribution 2.0 Generic (CC BY 2.0)

到了今天,我們除了要擔心年輕人因為學業壓力而輕生之外,還要擔心他們因為對這個社會、這個政府絕望而選擇結束生命。面對貧富懸殊、樓價高企,以及政府硬推一個又一個的惡法,年輕人們為了奪回自己的未來,早已拼盡全力抵抗。可惜,政府這兩個月來面對群眾一次又一次的吶喊和哀號,依舊視而不見,把提出問題的人看成是問題來解決。一個又一個愛香港的大好青年了結生命,試問又如何不叫人心痛?

說到底,年輕生命死亡都是個叫人忐忑的意象。兒童死亡個案檢討委員會早前發表了每兩年一次的最新報告,2014 至 2015 年向死因裁判法庭呈報的 18 歲以下兒童死亡個案共有 166 宗,裁定死於自然及非自然因素分別有 107 宗及 59 宗,當中九名兒童被殺,其中三名施襲者為死者的父親或祖父。委員會指出,男性照顧子女遇到困難,普遍不擅於表達及求助,遂建議政府加強支援照顧者,並鼓勵男性主動求助。

報告的落筆無疑是四平八穩。委員會主席說,不少兒童被殺或自殺個案都潛藏在社區之中,有關部門固然責無旁貸,但其實「社會上每一個人對於防止兒童死亡都可以做啲野」;小組召集人又說,自殺是複雜行為,悲劇背後有不同原因,不過宜加強精神健康的公眾教育,學校也要有課程加入預防壓力的元素,加強學童的抗逆力云云……不難發現,將學童自殺「精神醫學化」正是與官方論述一脈相承,無縫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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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兒童自殺」的關注,不是今天的事。早在 80 年代,本地媒體已有數量不少的自殺報導。它們多以刑事事件或社會新聞作為報導分類,間中涉及個案離奇的故事性,或是肇因於生前的課業壓力而引起自殺個案。例如,新聞標題會如是說:「憂前景恐競爭力弱,學生愁爆跳樓亡」、「為學業與父爭吵,少年墮樓亡」。可以說,當時的學童自殺問題未算大量援引醫學觀點。

90 年代之後,醫學和精神醫學強烈地介入了學童自殺的討論。它們以個案討論為主,並將研究結果刊登在僅有少數醫學專業人員閱讀的專業期刊之內。表面上,那些論文、專書會由心理、精神病理學和社會文化三個方面探討自殺成因,但查實是相當倚重精神動力學理論(theory of psychodynamic)來解釋自殺成因。這個取向至今仍是研究主流:透過訪問自殺身亡者的生前親友,重建自殺者的生命史,並從訪談內容中得到符合精神醫學診斷的個人病理因素或症狀。例如結果顯示,自殺身亡者有高達七成已符合精神疾病的類別,需要精神醫學的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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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自殺「精神醫學化」可謂兵分兩路。一面是將研究對象由特定社群,例如正接受精神病學治療的病人拓展至社會整體。研究方法也由個案研究轉向群體為基礎的流行病學調查。如此一來,「自殺作為一種流行病」,令它不僅研究自殺,更積極地介入自殺防治。時下流行的「及早發現、及早介入、及早協助」的自殺量表或稱「精神症狀量表」(Symptom Check List),以測量焦慮、憤怒、憂鬱、自卑、失眠等常見的心理困擾,並因應自殺防治需求,後來加入一道自殺意念(suicidal ideation)的評估題目。

另外,「守門人」(gatekeepers)這個自殺防治策略更是政府的最愛。1947 年社會心理學者 Kurt Lewin 最早提出「守門人」觀念,意指藉著設立關卡,在事件進行的過程中進行管控與過濾。應用在自殺防治工程,廣義上的守門人是指,「當個人接受訓練後懂得如何辨認自殺行為,並對有自殺風險者做適當的回應或轉介。」它相信只要透過適當的學習,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自殺守門人」。

學童自殺「精神醫學化」的另一路,就是醫療化策略。所謂醫療化,並不是指學童自殺不用醫護人士介入,而是指醫學的論述已經跨越疆界,進入社會之中影響大眾的看法。許多以往不是醫療領域的問題,透過醫學專業的診斷、重新詮譯,轉換成病理事實。自殺可能涉及宗教或道德層次的問題,透過醫學專業重新被框架,消弭了這些問題以往的「道德」意涵,成為中實的醫療知識之疾病,並由醫療專家取得解釋和解決問題的權力。

其實不用學者、專家、主席、召集人的提醒,我們都知道自殺的成因複雜多樣,問題只是我們在解釋的時候就複雜多樣,在解決的時候卻又不夠複雜多元。君不見有關討論,來來去去都離不開「醫療化」、「精神醫學化」、「個案化」、「病態化」的取向?就是《認識及幫助有精神病患的學生—教師資源手冊》、《好心情 @ 學校》都是高度同質性的東西。

或許再有什麼自殺檢討報告發表之前,我們必須明白,引入不同角度、學科、取向,非但不會造成處理自殺問題的無所適從,反而會提供一個更全面的思考方式。同時,解決自殺問題也並非一定要針對特定社群,改善生活處境,改革不適宜的制度,化解社會矛盾也可以是另一角度的介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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