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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精神病患者假定為「受害者」 真的是一件好事?

2017/5/10 — 14:54

電影《一念無明》預告片段截圖

電影《一念無明》預告片段截圖

【文:懷馬特】

近年媒體熱切關注精神病患者,抑鬱症、躁鬱症這些關鍵字,都成為媒體增加瀏覽量的工具。大眾喜愛看瘋掉的人有多瘋,悲慘的人有多慘。台灣女作家林亦含自殺,大家馬上追查她小時候被誘姦的慘狀,亦想一窺侵犯她的老師有多喪心病狂。連續有學童自殺,大家紛紛揭開各種絕望真相,看看莘莘學子有多慘,家長、老師、社工有多瘋。《一念無明》成為一時佳話,大家湊湊熱鬧,比較一下電影世界與現實世界,哪一邊較慘,哪一邊較瘋,樂此不疲。

對於應該如何看待精神病及精神病患者,一種看似較前進的論述方式,自不是主流傳媒般著重juicy的瘋癲與悲慘,而是強調須了解精神病患者的處境︰他們經歷了什麼?正在面對什麼?什麼將他們迫至精神絕境?有人可能會嘗試從這些問題找出社會結構問題;有人則希望喚起大眾同情,從而消除精神病的負面標籤效應。後者往往將神病患者放在「受害者」位置,並強調他們是個「好人」,甚至有時候將他們神聖化。筆者認為這種論述方式,放在現實處境顯得蒼白無力,根本無法有助除去負面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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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談談《一念無明》。試想想,導演與編劇為了令觀眾同情阿東這個角色,製造了多少對立與映襯的人物設定?父親與弟弟離棄母親,只有阿東不離不棄;好友結婚,座上客不尊重一對新人,只有阿東凝神傾聽,眾人皆醉他獨醒;只有阿東接近冬菇頭小孩,其他人都受俗世蒙塵,阿東卻擁有澄明的童心。簡單而言,阿東是個躁鬱症患者,同時是觀眾眼中的「好人」。

一部好的電影,往往能夠描寫人性的複雜,而不是將人性簡化。人有很多面,精神病患者亦然。如果阿東是個好色之徒,如果阿東是個自大狂,如果阿東為求私利不擇手段,如果他是個「壞人」,你還會同情他嗎?讓我先分享兩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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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有一個有躁鬱傾向的朋友V。他很有才華,年紀輕輕已成立公司,單靠藝術創作足以支撐物質豐裕的生活;他非常自戀,總覺得自己魅力四射,只要他一出手,多漂亮的女生也可玩弄於股掌之間;他非常自大,深覺自己的才能之高,應當上全世界的皇帝才合理,那樣全人類定必蒙福;他極度大男人,在他眼中,(漂亮的)女性都需要他保護,而很多時候他也視(漂亮的)女性為性玩物。無法讓每個(漂亮的)女生服侍他,或許他會覺得太可惜,也覺得自己太吝嗇。

他曾經有一個女朋友L,跟他一起有幾年時間;另一位朋友Y亦曾長時間替V工作,與他緊密相處過一段時間。你可想像到兩人的苦況嗎?他們都一致認同,跟V相處日久,心裡總是有一種低人一等的感覺,就是說很inferior,這自然部分由於V總是表現出高人一等,同時亦有成就可依。「我成就,我能幹,為何我不可自戀,不可自大?」這就是V的態度。另一方面,兩人跟V的感情卻又真摯深厚,於是他們陷入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佩服V的才幹與成就,另一方面卻累積著不甘與鬱苦。

V一直都展現出躁鬱傾向,平日情緒高漲,他就會像阿東出院後聯絡到Jenny一樣自信滿滿。阿東問父親︰「你究竟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V則會問身邊的人︰「你到底有什麼夢想?」彷彿他們都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人,可以達成最了不起的事。直至有一段時間,V與L的感情終於出現危機,加上工作上遇到重大挑戰,V才始真正「病發」,像阿東一樣,不時躲在家中不斷哭,不斷哭,呼天搶地的哭。

後來,L與Y相繼與V斷絕聯絡,V繼續「有order地bipolar」,旁人在facebook上只知V的才華與成就,不知V的性情與躁鬱,更遑論得知曾經陪伴在他左右的L與Y的心理陰影面積有多大。

再談另一個故事。

朋友A在某一間設計公司工作,他有一個女同事C,她患有抑鬱症。C最初入職時,沒有人知道她的病。直到數個月後,C開始無故失蹤,主管用盡一切方法也聯絡不上她,這時A與一眾同事方知C是抑鬱症患者。工作量不變,上班人數卻減少1名,其他同事便需要攤分C的工作量。起初大部分同事得知C的情況,都抱以同情。一眾主管亦非常善良,希望大家可以體諒、原諒同事。後來,C失蹤的次數愈發頻密,情緒與精神狀態似乎沒有改善。曾經有人勸她轉為兼職,她不願意,聲稱家裡經濟壓力大,看精神科專科價錢亦昂貴。

這聽起來非常合理,可是當A及他的同事發現,C在無故失蹤或因病告假時,常常跟男友到處旅行,有一次還飛到歐洲遊玩。於是,一眾同事的態度逐漸改變。為什麼他們會發現呢?因為C每次出遊,都會在facebook上載大量遊山玩水、天高地闊的照片,偶爾還配上文采飛揚的文字,你說怎令人不為之氣結?同事困在公司做生做死,還要攤分C本身的工作量;C卻正常出糧,開心旅遊,供養父母的責任都由他人攤分。主管對此事感到為難,估計該公司的人事部亦不能隨便解僱C,因為這牽涉歧視問題,須考慮到C會否告上勞工處。

網上曾經流傳過一些圖片與文字,「指引」大家如何面對精神病患者,列舉一大堆什麼「關心精神病患者不能說的10句話」。如果根據這些指引而堅持政治正確的態度閱讀上述故事,結論很可能是︰V與C面對的痛苦有多大,旁人根本不能明白,他們到底面對什麼處境,旁人亦未必知道。具批判精神的讀者也可能會說︰在V的故事,其實L與Y若感到不妥,應該及早與V溝通,他們所謂的心理陰影,自己也有責任;至於C的故事,C可能正正是情緒出問題,才需要旅遊散心。

是的,以上的說法,統統有可能成立,而筆者分享上述故事,相信一定會招來「責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批評。筆者仍然這樣做,是想帶出一個重點︰精神病患者身邊的「一般人」,也可以面對難以想像的痛苦與扭曲的心理,而正正因為他們是「正常人」,因此不會被關注。相信要他們跟V與C「鬥慘」,他們很可能不會「認輸」,認定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至少V靠著其才幹得到一番成就,生活得比L與Y還好;至少C可以利用「抑鬱症」這個標籤,來爭取生活的最大資源,而C的同事卻沒有。可以想像,要同情精神病患者的論述,對他們來說,是多麼廉價與可笑。在這情況下,將精神病患者預設成受害者,根本毫無意思。

兩個故事的另一重點是,有時候我們很難分辨出精神病患者所面對的問題,到底是性格問題,還是精神與情緒問題。當然,兩者本來就並非可以簡單二分,而可能是互為影響。但為了讓大眾同情精神病患者,電影與媒體往往要將精神病患者塑造成「好人」,才可順理成章地將他們放進被同情的受害者位置。在現實中,精神病患者在他人眼中卻可能不是個「好人」,正如V與C在他們身邊的「一般人」眼中那樣。那麼,我們又是否因為一個精神病患者不是「好人」而不同情他/她?顯然不是,這正正反映出將精神病患者塑造成「好人-受害者」論述方式的無力,它不但將精神病患者與現實簡化,也無法讓人學懂如何面對眼中不是「好人」的精神病患者。

對於身邊沒有精神病患者(或就算有但沒有為他們帶來負面影響)的人來說,要了解、同情、善待精神病患者,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事情,這亦日漸成為代表著現代文明的一種意識形態,猶如在這時代我們要無條件接納性小眾一樣。對於受精神病患者影響而感到困擾的人,他們則很可能會說︰「我同情他們,誰同情我呢?」因此,將精神病患者界預設為受害者,根本無助處理現實問題。

筆者認為,如果我們都同意,所有人都有機會成為所謂精神病患者的話,那麼,與其要求人預設精神病患者為受害者,要求人無條件同情精神患者,不如不要界定到底誰人是受害者,而是要同情人的處境本身。更重要的,是著力尋找出令人出現精神或情緒問題的社會結構問題,因為精神病除了源於個人因素,也源於各種社會因素。當然,精神病患者本身的確要面對一般人所不會遇到的問題與壓迫,例如要面對西方醫學霸權的暴力,醫生只懂開藥,不去了解每個病人的創傷史、不顧他們的死活等等,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課題,在此不贅。

讀完以上故事,讀者可能會覺得是道聽途說,亦包含傳遞故事者包括本人的偏見,難以作準亦難以討論。那麼,讓我們來作個思想實驗︰如果希特拉患有嚴重精神病,身陷極大痛苦,才迫使他下令屠殺猶太人,你會同情和原諒他嗎?如果特朗普情緒極度不穩,難以控制自己口出狂言與推出各種損害人民利益甚至涉及種族歧視(如穆斯林禁令)的政策,你會體諒他嗎?

不少專家也曾判斷希特拉患有多種精神病,如精神分裂與妄想症等等,當然亦有另一些專家反駁。至於特朗普,今年2月就有33個精神科醫生、心理學家與社工發聯署公開信,對特朗普的精神狀態表示關注,認為他有「將反對者踩爛在腳下」的持續需要,難以容忍任何異見,不能同情他人等等問題。他們相信,特朗普情緒極度不穩,不能勝任總統一職。

不論希特拉與特朗普事實上有沒有精神病,相信大部分人面對上述的假設問題,答案也是「不」。或許部分讀者會又再有種錯覺,認為筆者這樣問,是要污名化精神病患者,這當然不是筆者的原意,道理顯然易見︰即使特朗普與希特拉真的是精神病患者,也不等於所有精神病患者等於特朗普與希特拉。筆者問這樣的問題,是想提出最極端的情況,嘗試進一步反思,當我們說「要同情精神病患者」,其實意思是什麼?

我們會不其然同情《一念無明》的阿東「意外」殺母,但不能同情希特拉屠殺數百萬猶太人,這就反映出我們的「同情」並非無條件,而是會考慮到精神病患者本身的行為、對他人造成的傷害、其「清醒程度」、掌有多大權力等等因素。從此,我們會發現,要定出同情與不同情之間的那一條界線,根本不是易事,當中或許牽涉到倫理學的問題,有人可能會重視精神病患者是否有自由意志,有人可能會側重精神病患者對他人造成的傷害有多大。

 

作者簡介:快踏入而立之年,日漸了解什麼才是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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