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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呂大樂念茲在茲的,香港研究

2015/12/4 — 19:46

呂大樂

呂大樂

呂大樂近年多了一個名銜:Chair Professor of Hong Kong Studies,香港研究講座教授。對於這個名銜,他想起一件事。

那是跟美國人的一次談話。他打趣問對方:「唓,點解美國人會覺得他們可以有個學系,叫做 American Studies?」美國人聽罷不以為然,如是反問:「吓,你咁都好問?」呂大樂顯得有點無辜。

「但當我告訴其他人,『我是 Chair of Hong Kong Studies』的時候,咁係有人問呀嘛……」吃吃地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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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許多人心目中,香港只是地圖上不起眼的一點。香港研究?也不過是配菜,是個案,是微塵,總之難登大雅之堂。

「講出來好像好奇怪,其實我好想令到大家覺得……」他頓一頓。「係囉,香港研究係一樣嘢嚟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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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呂大樂 — 作為教院轄下「香港研究學院」的總監 — 的一個心願。

*  *  *

「香港研究學院」是教院新成立的校級研究中心,由呂大樂擔任總監,方志恒任副總監。上月初,方在網上公布學院「正式開張」,並稱之為「全港首間專攻香港研究的大學研究所」。

這家獲教院撥款成立的研究中心,未來計劃包括:成立電話民調中心,就不同社會議題搜集數據資料;舉辦一連串關於香港的講座、研討會(剛舉行的有吳介民和陳冠中任講者);運用商界人士捐助的 300 萬元,每年資助兩位博士後的研究經費;重新梳理第一代研究香港學者的口述歷史,等等。

展望將來,香港研究學院似乎滿腹大計。但這次訪問,我們卻反其道而行,回望過去 — 是香港研究的過去,也是呂大樂的過去。

又回到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 — 當「香港研究」尚未成為一個名詞。

*  *  *

香港 1978(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Ian Rees's father))

香港 1978(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Ian Rees's father))

香港研究的荒蕪年代

今天,我們談起「香港研究」,語氣已頗為理所當然。

這也難怪。平日逛書店,「香港專題」架上的書本,學術的、非學術的,推陳出新,源源不絕;走進大學圖書館,「香港研究」一欄,著作橫跨幾個書架,研究多不勝數。「自己香港自己研究」(方志恒語),聽起來,何其順理成章。

只是大家忘記了一個事實。香港研究由「一片荒蕪」變成「理所當然」,不過是近三十年的事。

過去不是這樣的,呂大樂可以肯定。「以前我們讀 undergrad 的年代,入(大學圖書館的)Hong Kong Collection 去睇,將主要著作抄錄成書單,得十零廿頁就抄完。」時為七十年代末。「來來去去得幾本書,而且大多是外籍人士寫的。」

七十年代以前,做香港研究的基本上只有外國學者。當中有的是人類學家,深入鄉郊農村,探討傳統宗族;也有的研究香港政治,但著眼點卻大多是「香港社會為何那麼穩定」一類(離地)題目。

換句話說,如今大家視為理所當然的「香港研究」,其時方興未艾。

對香港七十年代稍有認識的,都會明白,這多少是社會環境使然。七十年代中以前,本土意識,仍在醞釀,尚未萌芽;香港人對本土的認知,仍是「借來的地方」,而非「家是香港」;大家最關心的,仍是「中國」,而非「香港」。

大學校園亦沒有例外。七十年代中期,校內仍以「認識中國」為主流風氣,學生會及學生報大多由國粹派 [1] 把持。一直到 1976 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台,這種親近中國的風氣才驟然消減,大學生從此走在由「中國」到「香港」的交叉點上。

呂大樂(右二)跟港大《學苑》編輯合影。呂是 1980 年《學苑》總編輯。(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呂大樂(右二)跟港大《學苑》編輯合影。呂是 1980 年《學苑》總編輯。(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由中國走向香港

少年呂大樂就在這時候踏入大學校園。他曾以為自己對「中國」有感覺,1976 年毛澤東去世後,他試過順著人潮到中國銀行門口憑弔,那裡有些人看來很傷心,但一直旁觀的他卻發現自己毫無感覺 [2]

對毛主席去世無感,卻為香港社會事上心。少年呂大樂在社區組織協會做義工,試過到九龍灣、下葵涌安置區做家訪,也探過油麻地艇戶 [3],港英政府的種種弊病,自然盡收眼底,看得一清二楚。比較「中國」和「香港」,少年呂大樂逐漸發現自己所著緊的。「係囉,如果關心社會,怎麼不是關心自己身處的社會呢?」因此,他繼續關心香港,也開始研究香港 — 起初是在《學苑》寫文章(呂是 1980 年《學苑》總編輯),後來進了研究院,也以此為志向。

「由中國走向香港」的轉折,看似是呂大樂的個人覺悟,但事實上也是集體意識的崛起。

七十年代中以前,香港大眾很少會就港英政府的施政有什麼意見,不是害怕什麼,而是認為自己隨時會返大陸,根本不會長居香港。但呂大樂梳理歷史,又發現從那時起,於民情上,一股本土認同正在興起。「大家都開始覺得有個對話的對象,就是殖民政府。」大眾的想法逐漸變成:既然我在這裡住,何不批評政府,提出問題,促成改變呢?「這跟早一代的人感覺有點不同。」

同一時間,在文化、媒體的層面,一種「香港意識」也蠢蠢欲動 — 創刊不久的《號外》以廣東話夾雜英文的破格方式寫作;電視有《獅子山下》盤點平民生活,電影有新浪潮導演投向本土……連串例子,其實都指向同一意識:身為香港人,為何不可以由香港的角度出發呢?寫作如是,製作如是,研究也如是。

「香港研究」的出現,多少源於本土意識的興起 — 起碼於時間上,兩者相當吻合。

1978 年,呂大樂(右一)在安置區居民新年聯誼晚會上擔任司儀。(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1978 年,呂大樂(右一)在安置區居民新年聯誼晚會上擔任司儀。(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好濕碎,做來做咩?」

因此,在少年呂大樂眼中,開始「香港研究」是順理成章的。

就以普及文化為例。「到 77、78 年,只要你無脫離個社會,已經會 feel 到,電視、電影好犀利喇,對一般人的影響是好清楚的。你怎可能對這些東西沒回應呢?」

當然現在大家都知道了,那時確是香港文化的黃金年代。然而,回到那個時空,很嚴肅、很用心地研究香港社會(還要是普及文化),是會被人取笑的。1983 年,呂大樂主編了《普及文化在香港》一書,輯錄了好些在文化雜誌、學生刊物的評論文章。書出版後,卻引來微言。「好多人都覺得,唓,難登大雅之堂。」問題既在於「普及文化」,更在於「香港」。

呂大樂本科畢業,唸研究院的時候,同樣面對這處境。「他們覺得你要做研究,當然要做大題目啦,要有一家之言。」有資深教授得知他的研究打算做香港的題目,不予認同,「好濕碎的題目,做來做咩呢?」呂大樂的碩士論文,題為「Urban protests in Hong Kong」。

他不諱言自己當時有種年輕人的意氣。「是為了反抗和反彈的。你講香港政治是講 stability,我就同你講 social conflict。你覺得香港的文化唔駛講,我就同你講普及文化,仲要有咁普及得咁普及。」總之他要走出一條前人未行過的路。

「當時是自覺地 turn upside down。」他微笑。「凡你話無嘢的,我就專揭開舊石,睇下有無嘢。」

終於石翻開了,香港研究也萌芽生長了。

《普及文化在香港》,1983 年,呂大樂主編。

《普及文化在香港》,1983 年,呂大樂主編。

研究中國,「有點隔囉」

呂大樂是著名的香港研究學者,但有段時間,他其實上了大陸,在上海做中產階級研究。

那時候是九十年代末,他在內地朋友的協助下,訪問了不少當地的中產,結果發現,大部分受訪者竟然都不太認同自己的「白領」身分。這發現明顯跟傳統西方社會學理論所說,有點出入。

「有嘢寫喎!」想到這點,呂大樂有如踏足新大陸一樣。

但過程中他又察覺到,原來在中國做研究,不是他所想那般輕易。譬如說,做研究前,他喜歡隨便找些當地人傾談,嘗試把握社會的脈搏。做香港研究,這簡直易如反掌,「我把兩分鐘,都大概知這個是什麼脈」。

但在大陸呢?「要打好多個脈,仲要問埋隔離條友,『你打一次比我睇睇先』,咁先至夠膽去寫。」他說最怕自己的研究被當地人嗤之以鼻,因此才要「把脈」,但大陸地大人多且有語言隔膜,他有時掌握不了人家的脈搏,有時又誤讀了他人的語境。

「是有點隔囉。」呂大樂一臉苦笑。「中間原來要花好多氣力。」

時至今日他還偶有關於中國大陸的研究,「但那個是我的分支囉,是我幾件玩具的其中一件,得閒拿來玩。」但教他念茲在茲的,始終是「香港研究」。「香港題目我會在心一點,每日都會諗下,『究竟有咩可以搞呢』,亦會好放膽,好快判斷到應該怎樣做,例如如果要掌握脈搏,要去深水埗還是銅鑼灣呢?」

「我會知道大概怎樣行。」

呂大樂重新確認,「香港研究」如何重要 — 起碼對他自己而言。

*  *  *

近年的「研究」:粗疏

現在,許多人都覺得香港研究重要了 — 多少又跟本土認同的再度崛起有關。

香港研究還不限於學院範圍。在網上,在街頭,在書店,在麻雀桌上,人人口沫橫飛,分享自己對香港的看法。對於「香港」,每個人都彷彿有自己的一套解讀方法。「香港研究」看似遍地開花了。

呂大樂同意也不同意。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回歸後有關香港題材的著作,肯定是愈來愈多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這些「研究」愈來愈粗疏。「近年的討論我是有點擔心的,有些事你好想有一個結論,你好想有一種自己的立場。但做研究就要迫自己去面對那種 dilemma,要保持一定距離。」但在他眼中,近年的「香港研究」卻是結論和立場行先,討論殿後(甚至消失)。

「粗疏程度令我覺得,有四個人打緊麻雀咁講下無所謂,打開道門就唔好喇。」

他咧嘴而笑。

1975 年,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在港督麥理浩陪同下,參觀中環嘉咸街街市。(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75 年,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在港督麥理浩陪同下,參觀中環嘉咸街街市。(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笑,因為在他看來,近年關心以至研究香港的人,大多未有思前想後,對歷史的理解不夠深,論述、說法亦不夠完整。例如對於「殖民地政府」,「現在有很多年青朋友覺得自己對殖民地年代的香港很有感情。」呂大樂反問,「『覺得』唔緊要呀,但個 ground 在哪裡?」不少人讚揚港英政府(特別是麥理浩年代)施政以人為本,呂大樂盤點自己的觀察,絕不認同,「這個政府不是一日到黑諗緊廣大市民有咩需要,它是在想有咩可以令這班人不要作反。」

「我成日都想講,我都不喜歡現在的情況,但你不是要返去以前嘛,去第二度啦。」

又例如,近年許多人歌頌香港文化的獨特性。「如果你以為整件事是它自己生成的……Come on,好明顯唔係啦。」他解釋。「你去研究香港的普及文化,好難完全洗脫它受廣義中國文化因素的影響。」因此呂認為,如果要研究香港文化,應認真一點、完整一點,了解本土文化中哪些是從外面來的,哪些是變種,哪些經過加工,卻比原裝的更好更有趣。

而不是跟車太貼,動輒將「茶餐廳文化有香港特色」、「雲吞麵代表香港文化」的說法掛在口邊。「有些東西,香港人太不講究。」呂大樂再批評。

「我覺得是態度的問題。」

*  *  *

RAE 不是壞事

關於「香港研究」,坊間有另外一個說法是,近年學院的制度(如 RAE)愈來愈不鼓勵(甚至拒絕)學者做香港題目 [4]。不少人擔心,長此下去,「香港研究」將會消失。

呂大樂不同意。「RAE 是一樣好奇怪的東西,你完全無 research assessment 呢,又說不過去。」他以自己剛出道的年代為例,當年的大學環境較為「人治」,一個人受寵,就容易升職。但如今有了客觀的評核制度,就算在上者有意提攜,「你都要交疊紙出來,人家成尺厚,你六吋都交不了,我怎扶你上去呢?」因此呂大樂認為,多了客觀標準,「不是壞事」。

他反而覺得,如今本地學者問題在於,一旦某件事不被官方認可(有助升遷上位),大家就不願意做。「可能有個題目,好需要這一兩年有人去做,但你明知做這題目需要用中文,甚至本地發表,先至可以同人對到話……」他停一停。「啲人咪唔肯做囉。」他批評這種功利的傾向。「可能是香港人性格上的缺點,大家做嘢都好快手,有蘿蔔同鞭,好清楚呢,大家就知怎做。但此外我們有否餘力可以做多少少嘢,起碼可以回應到一些重要的本地課題呢?」

呂大樂這番話,我不完全認同。對於已經「上位」,甚至獲得終身教職的學者來說,當然可以在制度以外用「餘力」多做香港研究,但那些仍困在學術遊戲之中,難以抽身的年輕學者呢?近年我聽過不少年輕學者訴苦,說「香港題目」在如今制度並不討好,就算要做,也迫不得已置於一個更大的框架(例如亞洲城市的比較)之下。如此,你很難要求他們貿貿然跳出制度,做自己喜歡的研究。

1989年,呂大樂出席當時城市理工應屆畢業學生的謝師宴。(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1989年,呂大樂出席當時城市理工應屆畢業學生的謝師宴。(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年輕學者不太苦

對年輕學者的苦況,呂大樂表示理解。他說,因此「香港研究學院」把大部分的外界捐款,用作資助兩位博士後從事香港研究。「我們不希望年青人會覺得,因為我做完這題目等於無前途,就唔做。」他希望學院能予以支援。

但另一方面,呂又強調,學術有學術的規範,每個學者構思題目時都必須想想,「我準備回應怎樣的一個理論問題呢?」所以這正是「香港研究」的一點局限 — 「你用香港做個案是否足以回應外界對理論的討論?」如果不行,那確實需要在香港以外找個案作比較。

「香港研究」從不應是免死金牌。

有些人以為,八十年代的香港研究學者不用面對今天年輕學者遭遇的境況,呂大樂搖搖頭,「好多人忘記了,那個年代我們要去搵工其實仲痛苦過現在。」他打趣說,以前讀完博士,看到某院校有 job opening,大家都爭崩頭報名,「你 miss 咗的話,可能要十年後才再見到個廣告。」

這顯然跟今天年輕本地學者的情況不同。「當然說出來好像曬命,今天一個年青學者要搵工呢,其實一定會搵到的,不過是在這間學校教一科,那學校教一科,加埋都不是太多錢,好辛苦。」而呂大樂那一代人,則是:「miss 了這廣告,下一步就要諗,去邊間中學教書呢?出去做邊行呢?」

他說,有苦自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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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樂(中)及其同班同學兼波友、港大社會學系副教授吳俊雄(右)(圖片來源:HKU MCCC facebook)

呂大樂(中)及其同班同學兼波友、港大社會學系副教授吳俊雄(右)(圖片來源:HKU MCCC facebook)

搭起個框,然後散水

呂大樂沒有錯過大學的招聘廣告。而且一眨眼,他在大學這一行已幹了差不多三十個年頭。

他的同代人,譬如其同班同學兼波友、港大社會學系的吳俊雄、跟呂共事多年的黃偉邦,近年紛紛退下了。只有他仍然留守,甚至仍到新崗位接受新挑戰。何不退休歎世界?我問他。

「第一,現在講緊退休的人呢,全部未到退休年齡的。吳俊雄同我中學同班,坐隔離的,他提早退休,因為他無仔女,飄然一身,當然簡單啦!」呂大樂莞爾一笑。「我呢啲,細仔仲讀緊碩士,我仲交緊學費,大佬,仲要英國嗰隻,你話起身就起身咩……」他的語氣,是半開玩笑半認真。

更認真的理由在後頭。「第二是,點解我有興趣轉過來(教院)都是因為,張仁良校長找我說,『喂我都想搞香港研究喎。』」聽到「香港研究」四個大字,呂雙眼發光。「我都覺得有好多嘢要做,好多基礎建設的東西要做,希望可以用幾年時間搭起個框,然後散水囉。」

他明瞭自己年齡不小了。「現在搭了這個平台,都好快要諗,咁 successor 點呢?Succession plan 係點呢?」他一臉認真。「但有一個機會去試一舊咁嘅嘢,我會覺得,起碼試下先囉。」

*  *  *

平台上,沒有「呂大樂的 agenda」

由七十年代尾開始接觸香港研究,到今天領導一間打正旗號做「香港研究」的研究中心,呂大樂算不算達成心願?「如果你問我,我梗係想做雲加,或者……雲高爾就衰啲。」他笑了。「有三十個球員,個個都是國腳,然後由我去排陣,我梗係覺得咁最好啦。」現在的「香港研究學院」,明顯不是豪門班霸,頂多是李斯特城一類小球會。「但在這樣的條件下,我有信心應該可以慢慢有一些新的景象。」

聽起來雄心壯志,但這領隊強調自己不是球隊的靈魂人物。「我來這裡見工都講,我有一個特點,就是周身刀,但張張都不太利,但正正因為刀不太利,我一定要看人家的東西,先有機會知多少少。」重點在於「人家的東西」。「不同的題目、不同人的東西,我都會看,咁先有機會將不同類型的人的方法擺埋一齊,整個平台令他們覺得舒服,有興趣入來。」他反覆把「平台」一詞,掛在嘴邊。

平台之上的人,不是來完成「呂大樂的 agenda」,「調翻轉是,我是 short of ideas,你畀 idea 我諗、support,然後做啦。」他解釋說。

「希望有朝一日,在香港或者世界各地搞香港研究的人,大家都會到時到候有一些 agenda setting 的討論。我們真的開始想,究竟這裡可以怎樣再發展,或者有什麼說法我們要去批評或者回應。」呂大樂說,現在很多人都視「香港」為一些研究個案、比較對象。

「我就覺得,香港本身係一樣嘢嚟嘅。」就如那次跟美國人的爭論。

「係囉,香港研究係一樣嘢嚟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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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國粹派:七十年代大學校園裡主張「認識祖國」的一個派系,詳見立場新聞「匯點:原罪背後」專題的文章

[2] 根據吳俊雄在立場新聞「五代學苑人」專題訪問的憶述,文章見此

[3] 關於呂大樂於安置區的見聞,可參閱其著作《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

[4] 關於 RAE 爭議及它對香港研究的影響,可看馬傑偉的訪問,以及端傳媒的專題

呂大樂

呂大樂

文/亞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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