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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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19 - 8:00

【專訪】天文台台長變藝術學生 李本瀅在紙皮上再現香港

前天文台台長李本瀅

前天文台台長李本瀅

【撰文:何桂嬋 攝影:黃奕聰】

睇相佬算人,天文台算天。何時打風落雨,行雷閃電,都有儀器、數據可依,但再中立的科學,也離不開社會民生。前天文台台長李本瀅,退休後全職讀藝術,把對社會的觀察轉化成創作,由看天到看人看社會,以文字和藝術對世情嬉笑怒罵。

「掛波」藝術 是科學也是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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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前天文台台長李本瀅見面當日,「山竹」還在遠處,外頭原本風平浪靜,卻在前往訪問途中突然下大雨,殺記者一個措手不及,他看一看窗之後說:「這些雨很難預計的,像昨天一整天都是大好天,誰料晚上忽然大雨,這簡直是預報員的惡夢,因為大雨可以去到幾十毫米,很嚴重。」

他於 1979 年入職天文台,在英國受訓一年後,循例在「木人巷」當兩年預報員,其後晉升為高級科學主任、助理台長,到 2009 年接林超英的棒任天文台台長,一生人有三十多年都在天文台渡過。雖然工作大部分時間對著儀器,分析數據,但他一點也不感到流水作業,任內水文、紫外光、風暴、地震、幅射等,什麼都測過,他提起:「1986 年切爾諾貝爾核電廠意外,我是天文台第一個發現到有幅射麈飄到香港。」

攝於 1981 年,李本瀅(右)在香港天文台與同事合影。(受訪者提供)

攝於 1981 年,李本瀅(右)在香港天文台與同事合影。(受訪者提供)

後來天文台自行研發雷達預警系統,預警被稱為「機場隱形殺手」的風切變,到約十年前,天文台開始預報紫外線指數,李也是背後重要推手之一。「當時天文台內部有不少爭議,因紫外線很難預測,你預計好天,但中午剛好有舊雲經過,預報就失準。即使我們再有方法,也只能做到 7 成準,但我覺得有超過 50% 的準確度,已算是具參考性,可以幫助市民在生活上做決定。」

預測風雨,百年前已有,但當時未有高科技,靠的是遠方漁船發放的資訊,以及天文台台長在天棚觀天。現時有科技配合,雖也不是百分百準確,但幾乎每個決定都有數得計。然而,何時及以什麼方式知會市民,卻不是計數計得出來,尤其是負責面對公眾的天文台台長,更需要對市民的期望、集體情緒、社會運作十分敏感。李本瀅舉例說:「假如在上下班或午飯時間突然掛波,人們趕著回家,第一時間去搭地鐵,不會選擇其他交通工具,以前的地鐵站月台未有閘門,有機會發生意外。又或假如太遲掛波,漁船未能於三號風球懸掛後一定時間未回到避風塘,保險公司就不受保,這當中既是經濟,也是人命考慮。」

亦文亦理 找出生活中的平衡

任台長短短兩年後退休,自問貪玩怕悶的他,退休後不斷探索新興趣,學過西班牙文、書法、鋼琴伴奏等等,但摸索過後,最終發覺最感興趣的,還是自小已喜歡,卻無機會發展下去的繪畫。現時他於香港藝術學院修讀藝術學士,以藝術這媒介展現香港的獨特文化和對社會的反思。

李自小已經喜歡畫畫和彃琴,父親既是生意人,也是讀書人,喜歡西洋畫,當李還是小孩時曾向他「過了幾招」(教他畫畫),從此開啟了他對畫畫的興趣,「我小學畫畫是貼堂的。」他得意地說。去到中學,他自覺男生還是應該選讀理科,便棄文從理,也無不可,因求知欲極強的他,自小就經常問自己問題,自己找答案,「我剛剛才被小學生考起,為什麼濕水的沙比起乾的沙深色呢?我之前都沒有想過,這不是如此簡單的,於是我又要回家看書找答案。」

李本瀅於香港藝術學院 studio (受訪者提供)

李本瀅於香港藝術學院 studio (受訪者提供)

雖然現時他全職讀藝術,但骨子裡是個講求邏輯的理科人。跟他談音樂,他說的是二千多年前的希臘科學家畢達哥拉斯,是如何發現小提琴的弦線,如縮短一半,會高音八度,加長一半,音低一倍:「好得意!」;跟他談科學,他會以「優美」來形式愛恩斯坦的定理:「愛因斯坦出到 E=mc咁簡單既定理,不只科學,要有審美眼光先出到嚟。科學同藝術,最後都一樣,講求 elegance — 優美。」從科學中看見詩意,從藝術中找出邏輯,看來就是文理皆通的結果。

正如愛因斯坦說:"The greatest scientists are artists as well",李也強調科學和藝術不應該分得太清。「近年坊間經常提倡 STEM(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的縮寫)應加個多 A(Art),變成 STEAM。事實上,兩者的關係一向很緊密,幾百年前一直是平衡發展的,文藝復興時期,科學方面開始認識人體構造,畫畫出現透視法。去到達爾文,《生命起源》一書充滿詩意。以前的人兩者都很注重,如愛因斯坦不能沒有小提琴。」而他自己也是古典音樂和繪畫的愛好者:「生活中要有平衡,上班亦如是,100% 投入一件事未必做到好。」

這或是從出名六點就「洗樓」趕人下班的前台長林超英身上學的:「返九放六咩都夠啦!就算再叻,諗到『橋』都是幾個鐘的事,由你做足 12 個鐘都不會做得更好,尤其科學跟藝術都十分重視創新。時間長短不重要,重要是用得有質素。」

李本瀅在紙皮上的自畫像

李本瀅在紙皮上的自畫像

藝術走入社會 貼近生活的紙皮藝術

卸任後,李經常寫 blog,由港式英文、古典樂、達爾文,到近期的土地大辯論、港珠澳大橋等等,他通通都有話要說,而且有話直說,像幾年前他就發文反駁梁振英指香港輸出霧霾到內地之說,更直言政府欠科學常識,後來被演繹成他指梁振英不科學,要再出文澄清自己對事不對人。最近的一篇網誌,他以 "I am old enough to say this" 為題,指出四樣香港的社會矛盾 —「行李門」擺龍門、某富二代言論、學童自殺、港鐵工程問題,行文中可感受他對於香港社會的「火」。

他的藝術創作之中,也處處是社會問題的批判,如他早前創作了一段一分鐘的錄像,在街上和地鐵站內玩彈波子,影片中一粒波子答答聲地沿著地鐵站樓梯滾下,諷刺在現時的香港,即使簡單如在地鐵碌波子,也難以發生,正好回應香港長期在討論的欠缺公共空間的問題,李解說:「這波子猶如代替人們重新奪回空間。」

批判之外,也看得出他對於香港香港文化和城市面貌的鍾愛,近來他醉心用在超市門口執或向阿婆買回來的紙皮,進行創作,呈現眼中的香港。「我回想由細到大,香港文化有什麼獨特之處,或社會命題值得講,其中一樣是香港的天橋,這城市出名多天橋,我也很喜歡看這些天橋的縱橫交錯。我原本做了一套立體的天橋,但覺沒有什麼特別,便把它變回平面,原來一張紙,可以做到好多可能性。」

用紙皮重現香港天橋

用紙皮重現香港天橋

除了眼前觀察到的,還有回憶中的香港。「我很想把我所懷念的舊日香港表現出來,我回憶起細個時的大排檔,細心研究它的結構,但我不想平白將它畫出來,於是加入時間和記憶的概念,像我媽,九十幾歲,問佢剛剛吃藥了沒有,她不記得,但問佢我們小時候的事,她卻記得清清楚楚,記憶是愈久遠的愈新鮮,那麼也許繪畫也可以倒轉來。」他於是刻意運用了反透視法,遠的事物放大,近的事物縮細。他亦保留紙皮的原色,不添半點色彩,為更貼近生活的質感。

這些在現實不可能發生的事,在藝術的世界卻沒有不可能,對於講求合理性的他而言,是個新課題:「科學追求合理性,藝術不是,它給人無限大的想像空間。跟準確和可預測和科學相比,藝術好多時候是不確定的,把這種不確定變成生活一部分,對我而言是很大轉變。」他坦言剛開始修讀藝術課程時,很介懷是否畫得神似,但很快他便發覺到藝術發展到今天,跟傳統的繪畫已大不同:「抽象化是必需的,這幾十年的趨勢是藝術走進社會,跟社會的關係拉得好近。」

他最近在籌備的作品,關於廣東話。「最近好多人擔心廣東話何時在香港消失,我正在搜集數據,去計數,計到之後用藝術方式表達。有人認為這是社會研究,跟藝術有什麼關係呢?但講到最後,你要人明白你想說的事,就要找個媒介去表達,而藝術是一個很好媒介。」科學和社會,轉化成他創作的主要素材和命題。

與時並進 跟年輕人學聽盧凱彤與 My Little Airport

近年天文台明顯比以前更「入屋」,活躍於社交媒體,不時拍片解說冷知識,內容搞笑又不失知識性,網民十分受落,天文台與時並進,李本瀅也未有在時代巨輪面前停下腳步,同班同學中有不少年輕人,他就趁機從年輕同學身上,吸收到前所未聞的「最新最潮」資訊:「例如漫畫作為其中一個藝術形式,我是感到非常陌生的,但原來對年青一輩,漫畫是生活一部分。音樂上也有很大轉變,如 My Little Airport 和盧凱彤,我本身以為『無咩料到』,聽同學講起於是上 YouTube 聽,原來盧的歌好好聽!自己彈琴作詞,而那些詞係『好嘢』,跟十幾年前的作詞人風格完全不同,她的詞寫出來有個衝擊,她講到一些你沒有想過的東西,而又覺得合理的,這方面讓我覺得很厲害。」

正如科學與藝術本來就不應劃界分家,面對千奇百怪的世界,不為自己設限,保持開放和好奇的心,不論是貝多芬還是盧凱彤也好,颱風還是一粒沙子,都是趣味和學習。

李本瀅

李本瀅

 

原刊於《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