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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社工盧浩元:殘疾人士是最有需要一群 又是被社會遺漏一群

2019/2/1 — 14:24

盧浩元 (Steve Lo)

盧浩元 (Steve Lo)

【文:張馨儀(《殘疾資歷:香港精神障礙者文集》主編、作者)】

許多人眼中,殘疾議題往往被視為「不那麼政治」,又跟民主運動無直接關係,那為何盧浩元 (Steve) 會深耕於此?當初立志成為一個社工,他只是為了幫助那些最有需要的人。怎料及後他卻發現,原來最有需要的那些人,正是被社會遺漏的一群。

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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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初衷鏗鏘的答不呑吐」。Steve 的 WhatsApp status 是一句歌詞,來自謝安琪《山林道》。問他初衷是什麼?「先學做一個『人』,表裡一致。這樣才可做社會工作者。」他最希望幫助殘疾人士在社區獨立自主生活,所以他選擇唸博士,彌補知識上的不足。「殘疾議題真的很複雜,例如監護制度剝奪了智障人士法律上的公民身分。」

香港法例規定,一個人滿 18 歲,即法定成年後,就不可再受監護人管束。可是於監護制度下,智障人士即使滿 18 歲,若親屬向監護委員會或高等法院申請監護令,過程中被兩名西醫判斷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那麼法律上的公民身分就遭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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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是個緊箍咒,令他們喪失學習自立的機會,即使實際上有能力。他們學做一個「人」好難,皆因在法律面前不被承認為一個獨立的人。說他們的人生不停被 DQ 也不為過。

問題癥結在於,社會以「能力」高低來決定「權利」多寡。

(圖片來源: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網站)

(圖片來源: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網站)

愚公移山

由社區實習至大學畢業後短短幾年,Steve 曾於智障人士家長自助組織、關綜聯(「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等團體工作。2009 年,政府實施三三四新高中學制,特殊教育政策突變,把獲資助接受教育的智障學生年齡上限由 20 歲降至 18 歲。換言之,18 歲的智障人士冇書讀。由此觸發起患有唐氏綜合症的智障學生唐偉庭由其母親代表,向教育局提出司法覆核,最後敗訴。猶記得那個夏天,日曬雨淋,Steve 與一眾殘疾人士丶家長和張超雄推着示威者的輪椅上舊立法會和禮賓府,出席城市論壇,發言示威。

那時他就體會到,學習權利不該因為能力不同而被教育制度砍掉。當時眼前是一座大山,18 歲冇書讀彷彿是一個魔咒,像西西弗斯被懲罰推石頭。怎料 2010 年政府撒消此政策,終究放下心頭大石。「可算是一步一腳印,之後便決定投身於這個圈子,做超雄的助理。」於是,一做便六年了,過程像愚公移山。

當上張超雄議員助理後,Steve 發現他是非一般的議員,他同時是一位社工,所以希望組織平台,讓第一身發聲。這使他有機會深入了解共融教育 。於二千年代初,共融教育一度是黃金時期,學校聘請額外老師和人手,並編排兩年制培訓課程。之後推行新資助模式是一大倒退。「表面上是自主,事實上是減人手減資源的政策。緊縮至 30 至60 小時敎師培訓根本不足夠,資源未考慮按人口計算。」九十年代,殖民地時期政府提出的《康復政策及服務白皮書》,以「平等齊參與,展能創新天」為主旨,全面檢討所有殘疾議題、描劃藍圖,更有人口統計和預測人口需要什麼服務,以及有什麼服務短缺需要填補。近年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修訂就沒有那麼精細的數據分析,使人難以掌握全貌。

盧浩元 (Steve Lo)

盧浩元 (Steve Lo)

「一視同仁」的荒誕

比起 2016 年後出現的學生自殺潮,2010 年中學生黃凌鋒於校內墮樓身亡事件,更像是給 Steve 的一記當頭棒喝。「可以說,八年前經過這件事,再經歷近年學生自殺潮,2017 年教育局才重新增撥資源支援精神有困擾的學生,那是遲來的支援。」

回顧過去,這宗事件反映了特殊學習需要 (SEN) 類別的修改,導致共融教育資源分配失衡。2006 年,教育局將「情緒及行為問題」從 SEN 類別中剔除。受精神困擾的學生因此得不到校方多樣化及適切的支援,或多直接轉介至公立醫院精神科求助。

這間接導致校方曾對凌鋒施以強制入院,其後更強制他於老師面前服用精神科藥物後方可上課。可悲的是,他選擇於強制服藥的首天在師生面前一躍而下。校方由事發至今,仍堅稱對待學生「一視同仁」,對待凌鋒與「正常學生」無異,否認歧視和照顧失當。尊重差異和共融頓成空談。

有困難不等於無能力

2015 年,警方於大圍美林邨誤拘中度智障自閉症人士事件,也令 Steve 體會到「一視同仁」的荒謬。

「案發時他身處院舍,有錄影為證,根本 100% 不可能在案發現場,卻無可奈何接受拘留。」Steve 憶述當時的事發經過,依然具體仔細。自閉人士落口供時通常會重覆提問句。例如警方問「有冇殺人?」,他們便會跟著説「殺人」;再問「有冇推開伯伯?」, 他們就會說「推伯伯」。也因為這樣,當時警方一度認定他殺了人。即時通知家人也沒法改變情況,因為即使家人可以在場目睹過程,亦沒法協助或代替他們回答,自閉或智障人士更不知道有知會家人的權利。誤拘事件促成警務處推出三項協助「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措施,包括「合適成人通知書」,主要協助他們錄取口供,了解司法程序的資訊。可惜跨部門協調不足,所以「合適成人」措施推行至今產生不少問題。

資料圖片:美林邨長者被殺案中,被警方「拉錯」的智障人士(港台片段截圖)

資料圖片:美林邨長者被殺案中,被警方「拉錯」的智障人士(港台片段截圖)

「知情下同意,就是說,即使是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仍可以拒絕協助或選擇誰當協助者。」他們很多時候仍不能拒絕安排,令人更擔心的是濫用了「合適成人」,令使用者不明不白下成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因為精神紊亂者及智障人士,不一定全部是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

依據《精神健康條例》,「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指「精神紊亂」(mental disorder) 及「弱智」 (mental handicap)。一直以來,如親屬申請監護令,這兩類殘疾人士須經監護委員會或高等法院審理,規定要求由兩名註冊醫生診斷,開出證明書,才會成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

其實他們只不過期望在日常生活面對困難時得到一些支援,可惜往往困於死板的程序,更似攀山越嶺般,最後仍然被假設沒有同意的能力而得不到支援。

剩餘式福利

多年議員助理的生涯中,Steve 協助過殘疾人士申請入住院舍。從中他發現香港的福利政策與醫療模式結合並打了死結:

「香港的福利政策是剩餘式福利。醫療模式與福利政策結合産生的弊端就是令人必然要夠慘或者有病才能申請福利及入住院舍,包括體恤安置、綜援及傷殘津貼,必須先取得醫生紙,才能申請福利。於是,最有需要的人也是最不能自助的人。」

他們從「鬥慘」中掙一點生活的安定,要「夠殘」才可入住不自由但總算有瓦遮頭的院舍,從此卻一步步成了被遺漏的人。

「香港不像北歐國家,視申請福利為一項公民權,即是有生活困難時,公民有權獲得援助。」一向攝影紀錄社會運動的Steve,挑選一張遊行照片。「自強不息竟是罪、罰我不能回家去。」這句示威口號一語道破「不夠殘」的荒誕。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煲底 」之下難忘事

首天訪問,Steve 帶我們逛逛立法會附近的添馬艦公園和「煲底 」 (立法會示威區的俗稱),憶起雨傘運動時期的種種。當時曾舉辦「佔中商討日」,他邀約一班殘疾朋友與陳健民以及幾位民主派議員一起討論殘疾人士怎樣參與雨傘運動。怎料有殘疾人士,特別是輪椅使用者説出擔憂,擔心行動太激進,與人發生爭執碰撞。「當時陳健民耐心解釋民主理念,使他們明白如沒有民主制度,民生政策也難以實行。」只要協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自然就多一分力量。

「煲底」旁有一個大型裝置藝術品,是一幢曡高的偌大抽屜,內裡堆滿石頭。那裏旁邊就是一條連接添馬艦公園的螺旋形天橋。Steve 有時會從立法會辦公大樓走過去公園。佔中時期,「光明磊落」四個大字曾在夜裡亮如街燈。「磊落」就是指錯落分明的石頭一覽無遺,引申正直無私之意。

何時社會才能將「殘疾」理解為「差異」?或許就如那個商討日的討論過程,先打開抽屜,把心中的石頭數一遍,然後淸空,接著發現: 「每個人也是獨一無二與眾不同,這就是多元。」

盧浩元 (Steve Lo)

盧浩元 (Steve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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