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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BCA復考方案的漏洞在於「辦學團體」不一定是「辦教育團體」!

2018/3/17 — 13:20

資料圖片:楊潤雄

資料圖片:楊潤雄

昨日(16/3/2018)教育局公告小三BCA復考方案,其中引起關注的是方案中「三不」改良特點,即「不記名」、「不記校」和「不收學校報告」。 就「不收學校報告」這一點,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學校是否收取學校層面報告,會交由學校自行決定」,並補充「政府只需要全港性報告,學校是否選擇取得學校層面報告,相信學校會充分考慮作選擇」(註)。 言下之意,就是把「取得小三BCA成績表現報告的選擇權」交回給個別學校作所謂「專業的判斷和考慮」。 筆者以為這是教育局順水推舟的策略,嚴重一點說來,這是楊潤雄仿效彼拉多洗手以示清白的拙劣手法,因為魔鬼正藏在這樣的漏洞裡。  如果以陰謀論,筆者甚至認為這是當局有意佈置的陷阱,有意陷老師和家長於不義! 其中的漏洞簡單來說就是因為香港教育界不少「辦學團體」不一定是「辦教育團體」!

教育當局留下一招:容許個別學校直接「向考評局提出索取學校小三學生BCA成績表現報告」,當然可以理直氣壯的解說這是以所謂「校本管理原則」,讓各校以專業態度處理有關申請決定。 可是,眾所週知,校園現實上香港「校政民主化」仍處於並不成熟的發展階段,「校本管理原則」並不掌握在前線教師和學生家長的手上,卻是落在校董會的決策上,而校董會可說是聽命於「辦學團體」的操作組識而已。 「辦學團體」領導、指揮,以至干預學校管理和運作的權力很大,受到制衡的機制並不有效。  筆者並無研究調查數據,可是筆者深信這並非武斷說法,只要參閱「校本管理條例」中有關法團校董會結構的組成便了然,因為「辦學團體」任命的代表人數佔百分之六十,完全可以操縱著校政的話語權和決策權,所謂「學校不同持份者參與校政」的說法其實有很大的誤導性和欺騙性,而教師和家長代表在校董會的角色只是聊備一格,他們的意見是否得到尊重和落實並無實質保障。 筆者以多年身為校長和不同學校校董的經驗作見證:極端一點來說,「辦學團體」在其所屬學校的管理和運作問題上可以隻手遮天,也因此不少獲得「辦學團體」信任的校長也成為校園的小王國「領導人」。

筆者兩年前參與TSA和操練文化的討論時已撰文指出扭曲TSA原意,異化為常態操練教學模式的始作俑者是教育當局,「助紂為虐」的就是個別「辦教育團體」和校長。 教育局利用有關評核數據責難那些屬校成績表現並不如理想的 「辦學團體」,而「辦學團體」把壓力轉向個別學校校董會和校長,直接延及到教師和學生身上,鼓勵不恰當的惡性競逐文化,導致違反教育原則的操練式學習和狹隘短視的應試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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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辦學團體」並不等同「辦教育團體」! 「辦學團體」當然有足夠的條件才能獲當局批准辦理學校,可是「辦學團體」的宗教團體、宗親組織或者慈善機構並不一定是「有教育理念和背景的團體」,「辦學團體」主體管理人員的牧師、神父、僧侶、企業家、專業人士和慈善家並不一定對教育有認知、堅持和承擔。   簡明而言,學校(schooling)有別於教育(education),營運學校(operation of schools)與辦理教育(promotion of education)並不是同一回事,只著重爭取學校BCA成績表現並不足以反映充分照顧學生學習的成效!

平情而論,小三BCA復考方案已吸納有關改良建議,有其正面的意義,有助消除學校操練學生的誘因,可是,時至今天,學校的專業力量仍未能夠全面回歸到校長和教師手中,家長參與校政的意見並未受到適當的尊重,教育局侈言發揮「教育專業力量」其實有著一定的局限性,最終掌控校政話語權的仍然是那些並不一定是「辦教育團體」的「辦學團體」。  那麼,「向考評局索取學校小三學生BCA成績表現報告」的決定,以及因而左右著繼續導致操控文化現象的「學校持份者」還是那些不是「辦教育團體」的「辦學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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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立場新聞》16/3/2018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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