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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運飛行 4】三個領導工會的國泰空姐:應該爭取工作權益 也要關心社會公義

2016/5/3 — 18:55

國泰工會理事
(左起)Michelle、Cherry、Vera

國泰工會理事
(左起)Michelle、Cherry、Vera

一個星期二的下午,國泰航空服務員 Michelle 和兩個同事 Cherry 和 Vera 來到機場。這天她們不用上班,也不是集會,而是「擺 booth」(設置攤位),向員工解釋工會近況,邀請他們加入。

「我們的 booth 在入境大堂,近 Big Chill 那邊。」Michelle 說。

那天記者去到機場,找不到貌似攤位的構築物,只見一些穿著印著 FAU(國泰航空空中服務員工會)t-shirt 的人,在一些手推車背後站著,見到穿著紅色國泰制服的航空人員出來,他們便迎上去介紹講解,向他們派發一份爭取延長退休年齡的簽名表,以及一份選民登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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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因為我們去年發出聯合聲明『反三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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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國泰工會理事的 Michelle 解釋,工會向來有向機場管理局申請「擺 booth」,但近月申請愈來愈困難。局方有時以「額滿」,或者「阻礙其他使用者」為由,拒絕他們的申請。工會過往可以擺放枱櫈,現在都不可以用,甚至手推車也不讓他們便用,「以前從來沒有這些事,我覺得有少少刻意刁難。」

《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雖然在 1997 年遭臨時立法會廢除,但國泰工會與資方簽訂的集體談判協議持續至今,使到該工會成為香港較為有影響力的勞工組織。公司為工會預留辦公室位置,更會為工會代收會費。在協議保障下,讓他們有條件走得更遠,從工人權益走到社會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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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國泰工會,香港人大概不感陌生。空姐罷工集會要求加薪,像是城內偶發性的事件。每次國泰工潮總會抓住公眾眼球,從事空中服務員超過 20 年的 Vera 笑言,各界關注多少出於行業的獨特性,「我們女性員工比較多,在男性主導的工會界別來說,比較別樹一幟。」

擁有過萬個員工的國泰,工會會員佔公司職工人數約 75%。國泰工會行動曝光率高,叫大家說到工運不期然想起他們。然而,作為局內人 Michelle 有不一樣的看法,「外面的人會覺得(國泰工會)好勁,但會員之間卻認為工會已經成熟,裡面一定有好多人幫手,少我一個唔少。」

Michelle 指,兩年一屆的國泰工會面對傳承問題,理事會原本去年任期屆滿,但無人接替,留任多時今年終於有新一屆成員。新加入理事會的 Cherry 坦言,過去自己也是覺得「工會不需要我」的人,同事間不少人更直言:「工會爭取到的權益,我們都有份,交會費不就好了嗎?為甚麼要做理事?」

2007 年入職以來,Cherry 記得去年是收到最多呼籲電郵的一年,看著辦公室那張願意加入理事會的簽名單張上,只有三個人的名字,她把心一橫,將自己的名字也填上去了,「反正我放假在香港也沒事做呀,多個人幫手便可以做多一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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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職工權益,是工會的基本工作。

入行不久就遇上工傷的 Michelle 承認,沒有發生事情,沒有發現參加工會的必要性,也是同事尋常的想法。她憶述當年飛機上被掉下來的行李弄傷了手,公司卻沒有解釋申報工傷的方法,叫她好失望,「明明是工傷,為甚麼公司不幫我?」她向工會求助時,對方立即派人跟進判傷、銷假等程序。經此一役,她明白到「有事的時候,不是公司幫到我,而是工會。」

雖然如此,Michelle 加入理事,不光是爭取員工福利,更希望延伸至正視社會上種種不公,「工作上固然要爭取,社會上的事也要關心」。她認為,亞洲人性格含蓄,多少有一點「奴性」,談起爭取自身權益,大家都比較願意走出來,但涉及社會的表態,部分人卻有所猶豫。

國泰工會理事

國泰工會理事

Cherry 同意,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思維仍然普遍,同事亦少有主動爭取覺得合理待遇,感嘆「好多人會覺得工作不適合,或者不喜歡做,就只會想轉工,為甚麼不一起出來,爭取應有的東西?」要改變,要團結,她認為改變態度是第一步。

就像上月的空勤總工會集會,她見到好些同事即使放假,也沒有親身到場支持,反而在 facebook 上載一張張「風花雪月,飲飲食食」的相片。「他們會 like,但不是實際行動,始終都是自私的緣故。」Cherry 說得有點氣,而師姐 Vera 亦有同感,「這是好殘酷的現實,但要接受」。有會員反映,認為是次集會「太過政治化」,工會不應該涉足這些事情,但 Vera 覺得認為作為理事,要從事件整體來看,不光是政治與否,而是事件有否影響程序公義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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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出任工會理事,2007 年再度回巢,Vera 可謂目擊國泰工會的轉變。她認為,過往工會較多站在資方的對立面,傾向凡事「fight the best」,造成「幾乎全時間跟公司對抗」的局面。隨著年輕同事加入,新一代較多捍衛底線,比較願意與資方多作談判,「我們從來不是追求過份的東西,只是爭取我們應有的權益。」

Michelle 也同意,工運的目標不是要將資方置諸死地,而是雙方都需要揣摩雙贏的界限怎樣達到。她尤其覺得,經歷雨傘運動洗禮的年青人,多了一份公民權責的意識,「現在好多人都不怕死,要炒咪炒囉,我有更大的使命係度,怕咩啫?一份工之嘛!」

站出機艙外,空中服務員雖然留港的日子,可能比其他職業的人少,但他們都是香港社會的一份子。走出來抗爭,他們最初可能都曾被資方認出,戴上口罩,心裡不安,但 Michelle 相信工會每一次行動,群體內的每一個人都會一起變得成熟,「思想上都準備好,要為社會公平做些事,但始終那一道門檻就要靠你自己跨過去。」

有人說,空中服務員只是「空中的侍應」,Michelle 聳聳肩並不介意,反而相信以微小生命去影響生命的力量,說:「你看我們這班『侍應』走出來都那麼有成果,其他行業更多碩士博士的打工仔,是不是也應該站出來呢?」

 

文/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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