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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眼中香港共享經濟落後競爭對手 問題出在甚麼地方?

2017/9/5 — 12:09

被視為共享經濟的代表品牌之一的AirBnb,讓網民出租住宿民宿,提供短期出租房屋或房間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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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兆富,「共享經濟聯盟」召集人 】

香港,向來都被視為世界自由市場的指標。偏偏在市民眼中,無論是「創新科技」的發展水平,抑或對「共享經濟模式」的開放程度,都遠遠不及鄰近的競爭對手。

究竟問題出在甚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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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都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這種心態,既是香港積極不干預的DNA,但與此同時,這亦是為何政府永遠都跟不上時代步伐的最主要原因。本來,政府只要繼續積極不干預,容許市場走到時代最前,當問題出現時才介入,這樣便可以做到皆大歡喜。

可惜,今天的香港政府,已經不再是一個恰如其份的小政府,而是一個龐然巨物。官僚為了尋找自身的存在意義,有時會提出促進這個產業,有時又會無中生有一些社會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既得利益者;這些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又通過封閉的政治制度,跟政府建立起一個互惠互利的共生關係。換言之,大政府創造出自己的支持者,但與此同時這些支持者又不斷鼓吹政府的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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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越來越膨脹,就越多問題由政府一手包辦處理。幾十年前,或許有不少行業規管問題,都被視為「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而要政府介入。不過,政府介入亦未必完全沒有代價;要知道任何政策都必然會製造出一定的既得利益者,結果又回到先前所講的政治經濟利益共生現象。

事實上,所謂的「市場失效」,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是「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太高所致;然而,政府介入只不過是其中一個處理交易成本的方法。技術的突進和新的經營模式,一樣可以處理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所謂的「共享經濟」模式,其實就是一種透過科技創新來解決交易成本的方法。

嚴格來說,共享經濟的定義,就是透過建立資訊平台,讓有需要的消費者,從擁有閒置資源的供應方,得到更價格相宜的產品和服務。最「玄門正宗」的共享經濟平台,本身不擁有資產,使用這些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者,在獲得價值的過程中,也不用擁有這些資產。「不求曾經擁有」這句口號,應該算是共享經濟的精神所在。

傳統的產權,根據制度經濟學的定義,包括了「自己使用的權」、「出售予他人的權」以及「出租予他人換取回報的權」;現實當中,這三種權或多或少都有點不完整,各自都有若干的限制,這也是共享經濟所面對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以共乘為例,車主當然有權使用自己的車輛,也有權出售,甚至不收費載客也沒有問題。可是,一旦同時要出租汽車並出售服務,政府就有大條道理介入在其中。幾十年前政府立例監管出租車,也就是所謂的「白牌車」,理由是要保障乘客;按標收費的原意,也是為了確立消費者和服務提供者之間的關係,避免不必要的討價還價。但在今時今日網約車的世界,車程怎樣走車資如何算,都已經可以透過平台去進行,政府的監管還有甚麼意義呢?

共乘只是共享經濟的其中一個可能,共享住宅空間、辦公室、甚至乎洗衣機,都有各自的業務形式。此外,共享經濟亦不一定以純粹謀利的形式運作。無論是香港抑或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共享經濟的社企甚至非謀利組織,嘗試透過善用社會上閒置的資源,改善供求雙方生活質素,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以及處理社會轉變帶來的各種挑戰。

「共享經濟聯盟」(筆者為召集人)在今年八月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一項調查,就香港在創新科技、共享經濟以及對創科局的期望,訪問了超過600名香港十八歲以上之居民。調查發現在被訪者心目中,香港在創新科技發展上,遠遠落後於鄰近幾個競爭城市,包括新加坡、南韓首爾、深圳和台北。超過七成被訪者認為,香港政府在共享經濟的開放程度不及鄰近城市,而且過於偏袒現行政策下之既得利益。另外,被訪者亦普遍認為,創科局有責任協調各政策局以及促進各持份者之溝通。民調清楚明確地反映了市民的觀點;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香港人普遍不滿政府促進香港創新科技發展和應用的工作。

平請而論,或許有關當局認為創新科技不只是共享經濟模式,政府在過去亦為推動香港競爭力出過不少力,但是市民觀感上的落差,正正反映了這個城市最大的矛盾;鄰近幾個競爭城市,就算未完全將所有共享經濟都納入合法規管的階段,但至少都已經有一定的討論。偏偏在香港,創科局卻以關相政策屬其他局署管轄為理由,逃避政策不合時宜的不方便真相。

任何政策轉變無疑都會觸發各利益尤關者,特別是政策下的既得利益,對政府施加各種壓力。所以政府更應該以持平開放的態度,透過公開公平的辯論,凝聚社會共識。我必須再三強調,政府不應偏袒任何行業又或者營運模式,也不應該為「創新而創新」;任何經營模式要是因為時代和技術進步而遭到淘汰,政府沒有義務去袒護。反之,任何新創又可行的業務模式,只要有合理的政策空間,也不用政府提供人、財或土地,一樣可以成功。

任何市場規管,都應該要容許市場推陳出新,改善市民生活,解決社會問題為大原則。政策的依歸,永遠都不應該是少數人的個別利益,而是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要是政府能夠回到這個施政最基本的方針,以香港本身的條件,要再創高峰又有何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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