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張堅庭 ✕ 鮑偉聰 「大中華膠」的中港25年

2015/1/19 — 20:44

( 專題【來生不做表姐】系列文章第一篇 )

《來生不做香港人》一月十五日大結局,不少觀眾大感「 受騙」。

初看此劇首數集,見劉美君在金舖買金,財大氣粗面目可憎;張可頤罵餐廳菜牌「色拉」而不用「沙律」,捍衛本土文化,許多觀眾以為這是一部「為香港人出氣」的作品。然而追看到一半,他們就知道自己錯了 ── 愈來愈多中港和諧的元素浮現。及至最後,張可頤一句「新移民應叫新港人」,一鎚定音,為這部劇集的和諧主題最終定調。編劇鮑偉聰以至整個港視,被指維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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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在整整25年前,《表姐,妳好嘢!》結局一幕,中港齊心捉毒梟,也似乎隱含了中港一家親的含義。某種意義上,兩者的劇情路線是相通的:文化差異 → 矛盾激化 → 互相理解 → 團結一致 → 冰釋前嫌;另一方面,對中港關係的描述,卻又迥殊:大陸人在《表姐,妳好嘢!》中是核突惹笑的,來到《來生不做香港人》,與其說是惹笑,不如說是令人討厭。這可說是現實香港社會心理的投射。25年前鄭裕玲不通英文鬧出笑話,今日的劉美君依然不懂,望住張可頤口啞啞;然而鄭裕玲時代幾乎天方夜譚的大陸豪宅與暴富,卻已為劉美君所享有。時代、中國人、香港人,哪些變了,哪些沒變?

《立場新聞》邀請了《表姐,妳好嘢!》編劇張堅庭和《來生不做香港人》編劇鮑偉聰,從他們的作品開始,展開「中港會談」。在兩位創作人眼中,中港矛盾是怎麼一回事?為何他們要寫許多人眼中的「和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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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用現在的說法,我叫做『大中華膠』── 我們對中華民族是有種情意結的。」張堅庭如是說。

鮑偉聰也接道:「我可能也會被人覺得是『大中華膠』。對於歷史,我是有些執著的。」

* * *

創作緣起:共鳴

張:起初構思《表姐,妳好嘢!》時,想法是純粹拍一部商業處境喜劇。當時沒有甚麼身份考慮,當然我個人是有身份危機的,也像當時許多香港人那樣,不斷尋找自己的身份。那個時代的香港人,許多都想移民,七至八成年輕人也是移民專家。

鮑:其實明眼人也能看清楚,《來生不做香港人》中的兩姊妹,一個代表香港價值觀,一個代表中國價值觀。

它的緣起是創意總監蔡淑賢認識一對姊妹的真人真事。開始構思是在 2011 到 2012 年左右,當時中港之間發生很多事,其中一件影響較大的就是廣東道 D&G 不讓香港人拍照,而大陸人卻可以 ── 後來演變成連黃夏蕙也去了示威。

這件事差不多等於點燃了中港矛盾。一直以來大陸人有錢是肯定的,不過是從這件事開始,人們才發現原來他們有錢,竟會影響到香港人的生活和自由。

從這一點起,許多中港價值觀差異的問題產生了。我就把這些問題放進那對姊妹的真人真事上,開始創作這部電視劇。

電視劇萬法歸宗最後也就是講求共鳴與情感宣洩。共鳴方面,這幾十年來,中港兩地出現這麼多社會政治事件,我相信隨便一件都會讓所有住在香港的人產生共鳴。有共鳴,就贏了一半。接下來只是表達得好不好的問題。

另外一點就是情感宣洩。1997 後,香港人有很多壓力。而電視與電影作品卻沒有很多機會給香港人宣洩。我不知道原因是市場問題還是自我審查,但無論如何,我會覺得這個市場是空缺的。既然有這麼大的龍門放在這裡,我就一腳抽下去──就這樣簡單。

張:表姐某程度上也是共鳴。不過共鳴點是潛化的。因為那時 1997 未到,香港人最害怕的是 1983 (中英雙方就香港問題會談)。當時大部份香港人都有種恐共情緒。因為從共產黨搞政治運動開始,到改革開放,我們已經聽過太多家破人亡的真實故事。

到1989年,這種恐懼變成了我的創作動機,讓我創作出鄭裕玲的角色。也可以說,我是「利用」了香港人的恐懼去拍這部電影。

說起來六四的時候其實我在北京。我錯過了五四運動,上北京掹一下歷史的車邊。怎知一北上就見證了八九六四。回來後我有想過把六四的元素寫進電影裡。但因為一旦放進去,作品便會有時空限制。最終只能痛苦地把寫好的東西又丟掉。

鮑:事實上你當年對觀眾心態的掌握,其實也影響了我。因為我那時還是一個剛入無線的新編劇而已。

除了恐懼之外,八九十年代香港人對大陸人的輕視和嘲笑,也是潛藏在我們內心的。這種又要笑又要害怕的心情,複雜微妙。這就等於現在的香港人,又要賺大陸人的錢,又要嫌棄他;或者對自己的親戚,又要接待他,但又怕他煩 ── 這種複雜的心理,就是我想通過影視作品去反映的東西。

其實香港人很習慣把一些情緒埋藏在內心深處。只要你用適當方法去觸碰它那個支點,它便會爆發。於是觀眾會有代入感,願意一直看下去。我覺得這是我和張堅庭的創作共通點。

 

大中華膠

張:我們香港人八、九十年代,確實是有優越感的。我記得我姐夫八十年代回鄉的時候,穿的衣服多些顏色,整條村的人便已經圍著他。香港的電視、收音機、雪櫃,也可以讓他們談得眉飛色舞。這是生活條件的優越。除此以外還有思想上開放的優越。儘管這樣,我自己對他們不會採用一種看不起的態度。

反而我記得自己讀書的時候,每次與同學從廣州搭火車回香港,總會一直哭,心想為什麼中國與香港會這麼不一樣。那時候香港學聯還是很左的,我們還會唱≪我的祖國≫。我和同學就這樣在火車一邊唱歌一邊流淚,慨嘆為甚麼我們幾個學生帶著數百元回國,已經好像大爺一樣。

當時中國的生活很困難,但當然也有一種樸實和寧靜。現在就很混亂了。

鮑:我九十年代時對大陸認識不深,只是在大學年代上過廣州買書,所以我對大陸的印象並不全面。記得當時大陸的賓館還有木蝨,晚上在我的腳毛走來走去,感覺很恐怖。排隊坐公車又「打曬尖」,基本上沒有必要我不會回去。不過感覺倒是安全的,不像這個年代,隨時有甚麼古靈精怪的事情發生。

張:或許用現在的說法,我叫做「大中華膠」── 我們對中華民族是有種情意結的。我兩三歲時自大陸來港,因為父母在廣州,所以我經常都要去廣州。所以這種情意結是比較濃厚的。我會很希望中國會改變。以前這個「中國」是中華文化的「中國」,與共產黨分得很清楚。現在新一代的後生,基本上和中國割裂,因為他們對「中國」的概念很模糊。

鮑:我可能也會被人覺得是「大中華膠」。對於歷史,我是有些執著的,也對電視劇一直以來對歷史的忽略感到若有所失。所以當我有機會自己搞一部新劇本,我會想要「玩盡佢」,加進許多例如大逃港潮等等歷史元素。

我覺得,我們對於過去的事情很多都不想記得,或許中國也想我們忘記,但我們做創作人的還是有種責任去讓人記得。我覺得自己有責任要告訴香港人,我們從何處來,與及一些真實的、我們上一代或者上兩代經歷過的事情。

 

維穩與和諧

鮑:其實大陸許多評論網站也覺得我們把大陸人寫得太溫和。

確實很多元素我也沒放進去,因為我不想刻意抹黑或詆毀某些行為。我們做電視劇或者電影的,操守之一是不挑撥仇恨。對一些人,你可以笑,可以「唔抵得」,但不可以引起憎恨,這條底線是我設定給自己的。有句說話叫「過猶不及」,正如喜劇過火了便會變成鬧劇。創作上我個人追求的是一種「雋永」,希望劇作的藝術性可以達到這個境界。

張:也有很多人批評說我美化了大陸公安。實在如果你看中國政治鬥爭的歷史,好像《表姐》這麼浪漫的公安是生存不到的。你看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他對自己人生的總結就是「我一生從來沒有迫害人」。我們香港人不會覺得自己一生最大成就就是沒有迫害人吧!他坐到這個位置,還是說了這樣的話,大陸的政治狀況可想而知。對此我只能說,戲劇實在形容不了中國大陸的真實情況。

現在香港人接觸大陸人越來越多,會發覺他們有些轉變。例如我在浸會大學教書,會發現一些課程中八、九成是學生是內地人。當我跟他們談話的時候,會知道他們雖然有錢,但也不是個個發達。你會看到他們是好學的,可能只來了一兩年,便已融入香港的生活習慣。我們如何判斷他們是什麼人呢?

有時候香港人說話會有些過份。例如有「蝗蟲」,我覺得這說法有問題,自己也寫了一兩篇文章回應。

又比如之前有大陸小孩在地鐵小便,當然在這些地方小便是不衛生的,但他們的意識中根本沒有這種想法。因為大陸的經濟發展得很快,他們根本不習慣錢可以買到什麼尿片。又或者當一些在鄉村打工的夫婦帶小孩來香港,他們可能不知道原來地鐵是沒有洗手間的。小孩要大小便,說來就來,那也沒有辦法。其實大陸鄉下的小朋友真的習慣隨地小便當淋花,這也算有機環保呀!對於這些事情,如果你知道得多,會給他們多些同情。如果我見到,第一:我不會罵他;第二:我不會走過去用相機拍他。

我覺得香港人可以怎樣做呢?把骯髒抹掉,丟進垃圾桶,跟他說:這是不衛生的。那麼他對你會帶有一種感激。如果你去罵他們呢?他們也明白是自己不對,但會很討厭你。

鮑:人們很容易會批評電視劇和電影「以偏概全」。但戲劇人物就是一個典型,取某個時代裡面集體印象和感情的最大公因數。想要真實的話,你看新聞,不要看戲劇。有時人們往往去錯的地方找錯的東西。我拍的不是紀錄片。

我很同意張堅庭說,戲劇能夠表現的,遠少於真實的百分之一。土豪的很多行為我也沒寫。人們可能會覺得我是美化了大陸人,不過就算是對香港人,我也沒有很直接地寫他們謾罵大陸人是蝗蟲,也沒有寫他們拍攝大陸人大小便的行為。同理,我不想挑起仇恨。戲劇總有一種對美善的追求。歸根究柢,人們期望的是怎樣的結局呢?難道是阿妹殺了家姐?始終作為編劇,說到底追求的還是人的情操。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大中華膠」,或者我思想比較老牌吧。我覺得戲劇就該這樣,而不應為破格或者另類掌聲而寫甚麼「外星人把她們接走」或者「香港獨立建國」。我會覺得這完全是神經病的結局,我不懂做,也做不出。

至於中港是否能夠透過溝通和解,我覺得要看兩個層面。在親戚朋友層面上,一些生活習慣的不同,例如說話大聲之類,我認為是可以和解的。其實大陸的親戚也不知道自己習慣說話這麼大聲,正如香港人去到日本,也會被認為是說話大聲一樣,這些都是可以調整的。

但在政府或者社會制度層面上,我就覺得「無得傾」。因為歸根究柢這個國家就是想要領導你,而香港人不受這一套。香港人這部分沒得妥協。這兩個層面不能混為一談。我包容或者接受一個內地親戚朋友,不等於我接受大陸社會或政治制度。就算我維穩、我和諧,這也不過是我和某個人的私事,不等於我要接受你整套國家機器背後的價值觀,這是我的看法。

話雖如此,其實≪來生不做香港人≫原意是在免費電視頻道播出的,主要面向普羅大眾。我要同時照顧到很多觀眾的情感需要,不可以只滿足一些另類小眾或者網民的注目。所以或許會有人覺得現在的效果比較保守、維穩、傳統。

可以說,如果我早知在網上播放,創作方向會會大膽很多,例如可以把雨傘運動放進結局,讓它更加開放。

張:這七十九日的場景,確實是會讓創作人「流口水」的。

鮑:如果還有免費頻道,我一定會帶攝製隊去拍攝金鐘的場面,讓劇集在雨傘運動中結束。如此一來時代感便會更強。

張:就算只是在運動中拍一部十至十三個小時的劇集,叫《雨傘浪漫》,談幾個學生的愛情生活,這已經夠有趣。又有實境,又有這麼多人做「臨時演員」,拍個十集,效果一定會很好。

 

香港/中國還有將來嗎?

鮑:中港其實是互相影響的。例如劇中張可頤要為工作妥協,即使不想與大陸交往,但為生意也要回去東莞;而劉美君來到香港之後,亦要改掉她財大氣粗和愛拉關係的習慣。

特別在結局一幕,當大陸網民說無頭騎士的故事在大陸論壇熱傳,你就會知道我們香港是對大陸有影響的。我們的港產片、電視劇、粵語歌等等,這幾十年其實對他們有很大影響。雖然現在我們覺得對方是用錢來影響我們,但其實我們一直是用文化力量影響大陸的。

張:任何一個地方也好,只要是相對自由開放的,一定會影響到相對單一權威的文化。所以在我們生活的地方,我們要爭取投票的權力。如果不爭取這個權力的制衡,我覺得是自己對不住我們的下一代。

雨傘運動的時候,有內地朋友跟我說,「我們就是要你們這種生活,要為我們頂住,為我們和我們的子女爭取」。香港作為一個現代化公民社會,對中國大陸影響確實很大。

鮑:別小看幾百萬人的意志,我覺得意識和思想的力量是強大的。你看大陸,為什麼要在香港這樣鋪天蓋地做文宣?熟悉國情的人會明白,大陸許多事情其實不用講,直接就做了;正因為它做不到,才要說,才要用文攻的方式去動搖香港的根基。因為香港人的意志和精神力量十分強大,強大得中國政府不得不出動國家機器去處理。

其實我現在是很樂觀的,我覺得眾志成城,大家會守得雲開見月明。香港人堅持了幾十年或者百幾年的法制與生命價值,我不擔心會被破壞。香港人是很聰明的,「人仔照賺」,但立場不讓。我們懂得怎樣和這個對手交手。

張:我也是比較樂觀的。我覺得在這個資訊發達的年代,年輕人考慮事情已不再是自上而下。我們處於一個蜂巢年代,人與人之間是互相影響的。就算是大陸,無論怎樣做網路監控,人們也能夠翻牆。社會知識這樣便宜,而每一條也會影響一個人的想法,所以我覺得香港人還是可以樂觀一點。

儘管如此,我們要觀察,同時也要有兩手準備。如果真的出現最壞情況,待不下去,便要離開。一些專門報道內幕消息的政治雜誌就說過,雨傘運動曾經預計會開槍,死五百人。如果真是這樣,你還不走嗎?

我毫不諱言會為自己的小孩提供多個選擇,讓他們自己決定將來去什麼地方生活。我自己到了這樣的年紀,要去一個新地方生活是困難了點,但你實在不知道在這個政治先行的國家,甚麼時候環境會突然惡化。

(主持/亞裹;整理/楊天帥。對談內容經過編輯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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