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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聾人文化 看手語成為香港官方語言的爭議

2017/1/25 — 17:39

手語(資料圖片)

手語(資料圖片)

作者按:利申,筆者從事聾人教育逾四十年,退休後仍兼職特殊教育和融合教育的師資培訓工作,歷年至今捍衛聾人權益的言論立場明確

兩星期前 (11/1/2017) 立法會議員梁耀忠提出「爭取手語成為香港官方語言」的議案辯論,結果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而被否決。 筆者對於這樣的結果並不感到意外,因為讀畢當天會議的二十八頁文字記錄,深感到議事堂內眾人的發言論述基本上沒有觸及「聾人手語」的理念和原則,倡議者偏離問題焦點,反對者尤其是官方回應更是陳腔濫調,一派胡言。

首先,筆者必須指出「聽覺困難人士 (people with hearing difficulties)」、「聽覺受損人士 (people with hearing impairment)」、「聽覺障礙人士 (people with hearing disability)」和「聾人 (the Deaf)」等幾個字詞的表述不盡相同,各有其特殊意義。 由於篇幅所限,筆者無意詳述前三者的定義和詮釋,只就「聾人」一詞詳加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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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刻意用上引號凸顯「聾人」這個詞語,正是要反映有關聾人問題的英文論述中以大楷“D”標示“the Deaf”的特性。 這樣的「聾人」以「聾人文化 (the Deaf Culture)」角度作為身分認同 (identity) 的基礎。 他們並不認為「聾疾」(deafness) 是「殘疾」或者「障礙」,卻堅稱他們只是「少數語言的族群 (language minority group)」。 因此,「聾人」認為他們的母語是「自然手語 (natural sign language)」,必須從少學習「自然手語」作為第一語言,從而掌握該國語文的「書面語」(the written form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作為第二語言的閱讀和書寫渠道。 這樣的「聾人」原則上抗拒「口語化/聽覺教學 (oral/auditory teaching approach」,偏激的一群更視「耳蝸內植手術 (cochlear implantation)」為不利於「聾人」族群的滅族手段(genocide)。

如果我們從尊重「聾人文化」的角度檢視手語問題,相關政策和措施將會是以重視基本人權,以及積極協助弱勢族群發展,作為重要的考量和取態。 筆者試列出瑞典聾人教育發展的幾個里程碑說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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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發表《大眾文化研究委員會報告書》:支持聾人教育使用手語教學……

● 1980年斯德哥爾摩大學提供以聾人手語作為教學媒介的課程……

● 1981年國會正式通過承認聾人手語的法理地位……

● 1982年「融合教育委員會」通過取締聾童必須接受融合教育的安排,確認和繼續發展以手語作為教學語言的聾人特殊學校……

● 1983年聾人特殊學校課程規定施行「雙語/雙文化教育」(Bilingual/Bicultural Approach) ,即聾童須掌握瑞典手語為第一語言,並學習瑞典語為第二語言(閱讀和書寫)……

1989年國會通過撥款培訓手語傳譯員和為聾童教師提供手語課程……

其實發展至今,歐美各國的「聾人文化」和「雙語/雙文化教育」已成為相當重要以至主流的聾人教育方向,政府當局便必然透過一定的立法程序確認手語應有的法理地位。

就以梁耀忠議員的議案內容而言,正如他親自所解說,動議「是想透過制訂手語成為官方語言,確立手語的法律地位,由政府部門、公營機構牽頭推動手語,保障聾人使用手語的權利,不會受到剝奪」。 可是,時任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所持的反對理據說來說去只是一點:香港現時尚未有一套所謂「標準化」的統一通用手語,並表示現階段應以推廣基礎手語為首要工作云云。

筆者以為張建宗只是砌詞推搪,把問題的核心倒果為因,這都是由於政府當局一直漠視,以至壓制聾人手語的發展,香港手語至今仍然處於不成熟的階段,而眾所週知,任何一種語言都是有生命力的,必須在豐沃土壤的文化,以及良好氛圍的教育下,才能持續成長和發展。 可惜這些年來香港的本土「聾人文化」薄弱乏力,政府當局的態度只是一貫的放軟手腳,因此,如今面對有關手語成為官方語言的合理訴求,這些官員也只能得出如此本末倒置的結論來,實在令人氣結和慨歎。

筆者在此短文只是從「聾人文化」角度簡單剖析一下手語問題,其他的相關論述日後有機會再作補充。

無論如何,筆者必須對梁耀忠議員和其他多位仗義執言的議員表示敬意,因為他們敢於為弱勢聾人族群爭取權益而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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