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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合理懷疑」和「揭人陰私」說起……

2015/12/3 — 11:31

本文為(回應〈權力需要制衡,教協也不例外〉之七)

「大膽假設和小心求證」是基本的科學精神,也是做人處世的應有求真態度。  「懷疑」是「假設」的延伸,而更重要的「求證」才是關鍵所在。  法律用語有所謂「合理懷疑」(reasonable doubt) ,在無罪推論的原則下,檢控者必須解說「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 的理據, 排除所有有理由相信的懷疑, 才能肯定的將被檢控者定罪。   須知「合理懷疑」的「懷疑」是否成立,以至可否轉為正式的「指控」完全在於其「合理性」是否得到實據明證。  否則,如果「懷疑論者」只是執迷滿足於「懷疑」而沒有事實基礎的話,「懷疑」的論述只是流於空泛,更極可能因為想方設法「揭人陰私」而做出缺德失當的行為。 

〈權力需要制衡,教協也不例外〉一文 (下稱〈為甚麼?〉) 的第四個問題是:「為甚麼部份理事開始妄自尊大,甚至任用私人?」。  問題前半截的「…部份理事開始妄自尊大……」說的是;「一些理事的行為態度以至處事作風令人有胡作妄為的感覺」,那麼就算筆者認為這是「合理懷疑」,在沒有進一步佐證時,只是止於「懷疑」階段,無必要認真回應,倒是問題後半截「…任用私人」有控訴含意,必須儘量解說。 不過,由於筆者自始至終並無「直接參與」聘任職員的過程,所掌握的資料全是會議紀錄和相關文件,難免有所限制。  而且,此事涉及「徇私枉法」的指控,又觸及個人的「私隱」,筆者不會講及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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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顯示「…任用私人」所指的是一位理事的家屬被聘為高級職員,有關投訴包括:「該應聘者未完全符合招聘廣告要求,而招聘小組被質疑降低入職門檻遷就應聘者,處理不當,甚或有利益輸送之嫌」。 此事自去年中已有監事在監事會中提出,並一直爭辯、討論和跟進,直至本年初監事會正式通過「聘請職員某某的程序恰當」,在會方的處事法理程序上已告一段落。  如今,筆者嘗試就個人的理解和分析,綜合幾點意見如下:(一) 關於高級職員的聘任和免職,理事會有嚴謹的討論和通過程序;(二)有關理事已因與該應聘者的關係而避嫌和申報;(三)在處理聘請職員的程序中,遴選小組成員與該應聘者並無利益關係;(四) 遴選小組已詳細陳述聘任該應聘者的理由,包括:該職位已先後曾有兩位應徵者上任,但是分別在三個月和六個月後便被主管評定為不稱職而離開,如該職位繼續懸空將會嚴重影響會務運作;該應聘者過去曾任職本會逾十年,其間的投入感、忠誠表現和工作能力獲會方肯定和讚賞;考慮有關應聘條件時並非執意於某項資歷或要求,而是從整體的有利因素作出務實和恰當的酌情抉擇;(五) 監事會已多次反覆討論此個案,最後接受理事會解釋,認為聘任程序恰當 。

可惜監事會內「懷疑論者」沒有被遴選小組說服,不接納遴選小組的解釋和理事會的交代,以至監事會的議決。 不過事實上,有關「懷疑」的爭議已在合法的程序上討論過,跟進過和表決過,雖然少數人仍堅持其「合理懷疑」態度,卻未能證立為正式的「指控」。 再者,該應聘職員自2012年5月正式上任至今,逾三年半的優良工作表現恰恰用具體事實證明了遴選小組的正確判斷和不拘一格的處理。 筆者以為,在「超越合理懷疑」的原則下,「用人唯親」當然不當,但是「內舉不避親」也是可以經得起考驗和驗證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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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一文作者的第六個問題是:「為甚麼今屆理事已有二位辭職,這個內閣發生了甚麼事?」  如果略改動一下問題的寫法:「今屆教協會理事閣在屆內有兩位理事相繼辭職,到底是甚麼原因呢?」,看來更為合情合理。 可是,提問者的用詞是「……這個內閣發生了甚麼事?」,按一般常理而言,個別「理事辭職」是「個人的事」,通常不會首先一扯便扯到「這個內閣」,可是「懷疑論者」將「辭職」一口咬定的鎖定與「這個內閣」的關係上。 除非提問者有確切證據,否則如此偏頗的「司馬昭之心」令人齒冷。  

從「合理懷疑」的角度看,理事辭職當然有其不可告人或可以告人的「個人理由」,筆者理解身為教協理事的承擔壓力不輕,可以列出超過十個屬私隱的「個人理由」,包括;理事在學校內獲提拔晉升,職責重大,考慮到未能兼顧教協的工作;理事蜜運成功準備成婚,籌組家庭的瑣事繁重,難以繼續擔任理事重責;理事突然家變而精神心理狀態欠佳,必須休養調息;理事發覺身染頑疾,為健康著想不得不請辭理事職位……。  基於尊重個人私隱保密原則,理事會的紀錄並沒有詳細交代理事辭職原因,只是「一致通過接納理事某某請辭」,而筆者翻查會議資料,其中一位理事表明「因工作忙碌」而已。 不過,「懷疑論者」當然不會甘心輕易接納這些解說。  〈為甚麼?〉一文作者既然對此大表懷疑,筆者不得不冒著「揭人陰私」的指責,從不同方向「猜測」上述不一定是事實的「個人理由」,也必須懇請這兩位辭職理事包涵見諒。

 無可否認,理事辭職的「原因」當然可能涉及「個別理事」和「理事閣」之間的關係問題。 筆者相信「懷疑論者」樂於得到的「解釋」,以及從問題用詞所暗示指控的「原因」就是:「那兩位理事辭職是由於與理事閣眾人意見不合,對理事閣所採取路線和處事方針並不認同,憤而決絕離開……這個內閣瀕臨分裂危機了。」 筆者不會貿然指稱如此的懷疑論述「危言聳聽」,不過退一步來說,即使個別理事真的因為不滿理事閣而辭職,哪又如何呢?

一個組織內的成員「聚散合分」是司空慣見的事,世上豈有燈火長明和通宵達旦的不散筵席? 「合則來,不合則去」是理性和負責任的做人態度。 無論甚麼原因,如果個別理事自覺不能勝任,或者深思熟慮後認為與理事閣合作不來而意興闌珊引退,不必含怒抱恨,亦不用口出惡言,來得瀟洒也便去得有風度。  事實上這兩位理事雖然離開,仍然和理事閣保持友好關係,更應邀參與和主持會方的活動,顯得寬宏大度,令人懷念和敬佩。  相對於那幾位曾經擔任理事的「進步」組織成員,與過去理事閣彼此意見相左分手後卻拖泥帶水,甚至挖盡心思,狠咬不放的攻擊應屆理事會,這兩位辭職理事朋友倒是「來去坦然,光明磊落」。

筆者對於不少複雜的社會現象和人事問題,一向保持「合理懷疑」態度,再以理性角度檢視原由,以求真相,不過也往往事與願違,便必須接受未能「超越合理懷疑」的現實。非理性的「懷疑論者」如果未能確立事實理據,又沒有得到眾人的認同,便只是炒作造謠和製造事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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