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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康有文化? ── 對香港殘疾文化政策的初步思考

2018/12/3 — 11:34

圖片來源:香港展能藝術會 Facebook

圖片來源:香港展能藝術會 Facebook

今年年初,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的諮詢正式開始,作為規劃未來十年香港復康界發展方向的一次大型諮詢,不少復康界的朋友都鼓勵我多加表達意見。這場盛大的諮詢既然涉及自身權益,我本亦該多加關注,但我一直對這個話題感到有點無所適從,自問了解的範疇並不淺薄,但一切事情卻不知如何說起。

我只記得,當時無意聽到立法會的一個公開會議,知道不少障權運動的活躍份子對這方案戒心甚重,尤其就計劃方案的名目問題,大家都感覺甚為不悅。他們的意思大概是說,「康復」這個名目既過時又淺窄,應該把它稱為「殘疾人計劃方案」,才會較有前瞻性,較有空間充份表達《國際殘疾人權利公約》的精神。由於他們當時的說法並沒舉出具體例子,除了一些人權原則以外,我也不太理解易名的必要性。

直至夏末,一所復康機構的職員邀我以障礙者身份出席相關會議。由於她知道我念文科出身,對文化藝術也略懂一二,又是個所謂的展能藝術家,於是就邀我到其中有關殘疾人士藝術參與的小組給些意見,但一看到她所傳來的小組名目,我的心裡就不禁一悸。也不想胡思亂想太多,就直接拒絕了他的邀請。況且與會的日子,我還得出國看病,根本不在香港,未能親身參與,也不能把受驚的感覺疏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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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沒有甚麼,那個把我嚇得有點失魂落魄的持份者諮詢小組,僅僅被名為「共融文化專責小組」而已。

及後,我又看到香港歷史最長的一個推動殘疾人士藝術參與的機構──香港展能藝術會,在其意見書中亦直接批評:在前一份「2007年的計劃方案裡,仍有獨立的章節談論康體及文藝活動的參與」,但本次的諮詢文件,展能藝術這個課題,不但沒有單獨處理,反之「只納入共融及無障社會的範疇作討論」。於是在意見書中,他們要求得把展能藝術以「獨立章節處理」。 明顯,他們亦對這個小組感到有點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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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在近一段日子,我終於在網上看到第一階段的諮詢結果,才開始意識到,其中透露了多麼嚴重的問題。在這份工作報告中,提及這個共融文化工作小組,將負責處理五個政策範疇,包括「公眾教育」、「殘疾人士的體育參與」、「殘疾人士的藝術參與」、「導盲犬服務」和「無障礙的信息」。先不論這五個範疇應否視作同一政策層級,單就介紹各範疇的內容時,報告裡的表述方式都顯得有些奇怪。

報告裡當論及其他的課題,顧問團隊都會把收集到的意見,整理成「觀察」和「分析」兩個部份:但在這小組中的五個範疇中,除了「導盲犬服務」一項,其他範疇的觀察部份只列出一些空泛的原則,卻完全沒有涉及任何現實狀況的描述。譬如說,在「就業支援專責小組」裡,觀察部份直接指出「展能中心出現老化現象」,或「越來越多殘疾人士取得大專學歷,傳統的工種未必適合他們」一類對於相關範疇的現況描述,然而在「殘疾人士的藝術參與」一項,所謂的「觀察」部份,卻是「研究如何協助殘疾人士接觸藝術」,和「應確保殘疾人士可以進出文化表演」,這明明只是課題探討的方向,而非現時殘疾人士參與藝術的狀況。這令我讀起來十分摸不著頭,我還在猜,莫非在諮詢過程中,沒有任何人以隻言片語談及這些現況嗎?

當我再回看報告文件,把目光放到這個小組的簡介上,我便立即發現,這小組的目標,是為了「檢視推廣公約及共融文化的公眾教育策略」。這下子問題的核心就來得很明顯了。似乎不是沒有人談及這些課題的現況,而是他們認為沒有概括現況的必要,反正所謂「藝術參與」,不過是一種用作推廣的手段,在他們眼中,除了投放資源到相關服務外,根本不必對這個課題的現況有任何理解,但倘若沒有理解,那又何來進行規劃呢?到底這個所謂決定未來殘疾人政策走向的諮詢,存在的意義為何?

當殘疾人的藝術參與,原來在他們的眼中,只是一種用作「推廣公約及共融文化」的公眾教育策略的話,說得直白一點,他們不就是把藝術參與看成一種宣傳工具了嗎?那麼我只可以說,他們在整理意見書時,完全扭曲了展能藝術工作者,以及相關的殘疾/非殘疾工作人員和受眾,對於殘疾人藝術參與的普遍理解。在這裡,我先不多談殘疾人士參與藝術的各種形式,或深究展能藝術的相關理論,單以常識來看,任何人參與藝術活動,其涉及的意義總是多樣化的,不管是謀生、娛樂,還是提升個人素養,都不能將之簡化為一種推廣甚麼意識形態的手段吧?藝術本身並不等同政治宣傳,也不可跟市場推廣混為一談,不然藝團就不必有藝術推廣部門了。即使不跟你談常識,在上面提到展能藝術會的意見書裡,他們也提出,希望殘疾人士在參與的過程中,既能成為「觀眾」和「創作者」,同時也「發展其才華」,從而將之變成「職業」。到底推廣公約和共融文化,可以怎樣滿足這些要求呢?我暫時亦不太能夠理解。但或許對撰寫報告的人來說,這個所謂「共融文化」的概念,現在就成了一隻Kinder 出奇蛋,而且更用不著吃,只要藝術家們參與「推廣」,就能滿足好幾個願望呀。

有待定義的共融文化

起初看到「共融文化」這四個字,我本覺著有點耳目一新,至少是過去我從未在香港的復康政策裡見得著。所以在為它與藝術參與劃清界線時,我亦不得不弄清一個問題:共融文化中的「共融」是指甚麼呢?

共融(Inclusion),是一個源於特殊教育的理念,主要是針對過去特殊教育裡的分離式教育,提倡一種與正規學制接合,讓殘疾學生與健全學生在同一教學環境裡學習的教育制度。這種理念曾深深影響了二十世紀的殘疾人權利運動,也推動過香港復康運動的發展。據香港傷健協會網站提供的資料,香港的傷健共融概念於70年代出現,當時英國傷健協會創辦人瑪莉羅便臣女士初訪香港,提出「傷健本平等,機會非憐憫」的口號。到了1972年香港傷健協會正式成立,依著這套理念在不同領域內,為兒童、老弱及傷殘人士推動地方服務,漸漸,這套理念成了今日復康界公眾教育的主流價值,甚至可能是不辯自明的口號。

對於傷健共融的倡權論述,坊間不難找到書籍仔細談論,單就上面提到的傷健協會的官方網頁,已有了非常全面的解釋和案例,對殘疾人權利運動有興趣的朋友,不妨也找來鑽研一下,尤其這套理論跟今日《國際殘疾人權利公約》之間的關係,它們所鼓吹的權利意識,是不是具足夠的前瞻性,要否重新修正或定義?這都是值得專家們加以探討的問題。在此我當然不敢武斷地聲稱傷健共融是否一套過時理論,但亦必須指出,它本屬於教育規劃,或在復康機構的公眾教育教材中不時挪用的口號,如今在報告書中突然躍升為一套「文化」,並用作規範十年規劃裡數個範疇的目標,其中可能產生的種種混淆和對號入座,我想報告書不能不加以澄清一下吧?

「傷健共融」這個詞或許能概括得到過去個別復康機構的義工動員和公眾教育服務,但一直很少添上「文化」的含義。在歐美國家,確實是有廣泛的「文化共融」(Cultural Inclusion)政策,但這些政策背後秉持的價值,似乎跟香港復康界一直在談的「傷健共融」不盡等同。人家的文化共融政策,是出於一種「文化多元主義」(MultiCulturalism)文化權意識,而非所謂傷/健平等,這一點必須要弄得清楚。在強調和諧共處、彼此尊重以先,文化共融政策力圖向公眾推廣的是一種對「小眾文化」(Minority Culture)的認受。正如近年香港開始着重的少數族裔平權政策一樣,當中「文化」一語,著眼的都是在制度上容讓他們使用自身語言,保有自身獨有文化生活的權利。如果要把這種多元文化共融的政策放入殘疾人士權利的角度討論,不是全然不可以,但要的是一整套綜合全面的政策,而不是簡單地概括為甚麼「共融文化」。

共融政策下的殘疾文化

要從文化共融政策的角度談殘疾人士的權利,首要的關鍵,就是要界定清楚,到底殘疾人士的共融政策要求公眾認受的是怎樣的一整套「少數社群文化」。事實上英國自八九十年代開始,確實已有就文化多元主義的角度,探討出與殘疾人士權利相關的文化概念。他們認為殘疾人士是一種本質上差異極大的社會群組,不同的障別群體之間,生活特徵的差異要求社會認受極大,除了受到岐視和壓迫的經驗,彼此之間並無共同基礎,例如聾人的手語、肢障的輪椅、盲人的導盲犬等,這都可以作為殘疾人文化的局部特徵,卻不代表全部殘疾人的文化,且隨著醫學對殘疾分類愈更細緻,這些少數文化更以倍數地增加,精神分裂障礙者的「聽聲」(Voice Hearing),自閉症群體的多元神經官能(Neuro-diversity),甚至殘疾群體中的種族、性別差異等,令殘疾人文化的成份變得愈更複雜。(Tom Shakespeare, 2018)

為此,這種屬於殘疾人士的少數文化,就成了一個需要深入分析和探討的議題。為了方便研究,早在八十年代,已有英美研究者提出大寫的Disability Culture(台灣譯為「障礙文化」)來加以概括這些五花百門的文化特徵。他們非常強調一點,這套文化絕不能由上至下加諸殘疾人士身上,而是透過殘疾人士自身的經驗分享,透過他們欲愛與痛苦的表達,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而達至的身份認同。(Finkelstein, Vic. 1987)但若然報告中所使用的「共融文化」,是指這個概念的話,這種譯法不但令人有點混淆,條文中「推廣」的寫法,更帶著一種由上至下,以政策強加到殘疾人士的思維。

所以共融文化這詞若要在這個小組裡使用,報告書必須清楚界定這個文化,到底是指封閉、單一的「傷健共融」,還是更為複雜、多異的「障礙文化」?如果是後者,還可以跟殘疾人士的藝術參與拉上關係,但若是前者,反而會進一步障礙了殘疾人的藝術參與。試想想,若然藝術政策乃為推廣「傷健共融」,那麼一個殘疾人士想看戲,那戲沒有「傷健共融」的訊息,就不用提供無障礙措施了嗎?當一群精神障礙朋友想辦一場展覽,但展覽內容涉及反精神科的訊息,太過偏激不夠「傷健共融」,他們就得不到資助了嗎?長此下去,香港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殘疾人藝術,都只能變成一齣齣的樣板戲了。把「傷健共融」視為一套文化去加以推廣,結果只會讓這套平權理論,淪為一種障礙研究學者斯奈德和米切爾大力批判的「共融主義」(Inclusionism),表面上以平等參與為名,實際上假定了殘疾人低人一等,必須藉著一種「傷健共融」的行為準則,作為換取公民身份的歸化條件。(Snyder and Mitchell, 2018 )。

或許是對多元文化觀念把握得更為透徹,英國的Arts Council在推動殘疾人士的藝術參與時,從來不談推廣甚麼甚麼,而是對整個界別相關的複雜組成進行長期規劃──它們制定一套較為全面的「殘疾與藝術」(Art and Disability)的策略,同樣為落實普世人權,他們不會把殘疾人士的藝術參與視為一種推廣甚麼文化的手段,而是把殘疾人士參與藝術這件事情本身,界定為一種無論對「藝術」和「殘疾」兩個領域皆互惠互利的現象,因為「平權」這件事情本身,已然將為國家帶來深厚的藝術和文化的氣息(Mutual benefits that equality brings to the artistic and cultural life of the country)。這種強調互惠共生的政策方向,在規劃起來時,更著眼於如何全面地顧及得到殘疾人士在不同藝術領域的參與位置,對症下藥地投放資源,而不是單方面地考量怎樣宣傳政治正確的訊息,讓殘疾人與藝術這個課題,變成一個經由公共資源的介入,有待滋養的文化場所。只有從這個方向處理殘疾人士的藝術參與,才切合近十年各種殘疾人士藝術處處萌芽,而政府又高調撥出資源加以肯定的現況。

小結

在這份第一階段的諮詢報告中,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的研究團隊似乎對展能藝術和與文化權利相關的概念脈絡並不熟悉,簡單地把藝術文化描述為一種公眾教育,且把對與之相關政策範疇的觀察,單純理解為應要做些甚麼甚麼服務便算。這不但顯出其缺乏處理文化政策的經驗,更在行文上抹殺了殘疾人士既有的文化優勢與特質。這難免令我聯想到,年初在立法會會議上,不少障權份子批評的命名問題的合理性。當然我並不敢懷疑顧問團隊的學術水平,但在其消化持份者意見時所謂的「中立研究視野」,是否亦受到這個「康復」計劃的命題所限制呢?

況且,現時在學術世界裡,跟殘疾人士有關的研究早就不局限在醫療、復康的領域,人類學、社會學在國外發展已有多時,更不論近廿年興起的殘障研究(Disability Studies),可以全然跨越科學、哲學和人文科學的既有框架,探討更多與殘疾人士有關的議題。到底在往後的諮詢裡,研究團隊怎樣擺脫這種限制?讓一些脫離現有復康界框架,且又對未來十年的殘疾人士政策有著深遠意義的概念和意見好好吸納,不至於排除於諮詢程序以外?這是接下來的諮詢階段需要率先處理的重大問題。

 

參考書目:
Tom Shakespeare, “Disability Art and Culture.” Diisability: The Basics.  (Routledge, 2018)
Vic Finkelstein, "Disabled People and Our Culture Development". DAIL No. 8 (June 1987)
David T. Mitchell with Sharon L. Snyder. The Biopolitics of Disability Neoliberalism, Ablenationalism, and Peripheral Embodimen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8
Arts Council Policy and Strategy. "Arts and Disability (2012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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