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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襲擊就只有「恐怖」可談?

2015/1/9 — 16:56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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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查理週報」 遇襲事件,香港很多人在熱烈討論,看似香港人原來都頗關心國際政治,但我很鬱悶,因為討論的焦點大多離不開「言論自由vs恐怖襲擊」這個框架:「法國人無懼恐襲,捍拒言論自由」、「無限制的(挑撥嘲笑)言論算不算是言論自由」、「無論對方再如何冷嘲熱諷,也不應該殺人」、…

嗯,無論基於什麼理由,恐怖襲擊、殺人就是罪大惡極;言論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權,不可侵擾;相信沒有多少人會否定這些判斷。但問題是,這件事是不是只有這樣的框架可以談?當法國街頭,人人都在高舉「Je suis Charlie」(「我是查理」)時,當中又有多少人真的去想過:到底這個查理代表著什麼?它代表著言論自由的捍衛者?這個所謂受言論自由保障的言論內容是什麼?又,恐怖襲擊針對的挑戰的真的是言論自由,還是另一種更深層更複雜的東西才導致它出現?

大家有無發現,近十數年,在一些「先進文明」的國家,每次出現激烈的反伊言論或行為,當伊國人民或信徒譴責這些言論舉動不尊重他們的宗教與文化時,西方國家與主流傳媒就會把事件升級至自由文明與野蠻文化無稽宗教之戰。於是反伊者不論講過什麼做過什麼都不重要,搖身一變就變為無懼恐襲願意為言論自由而犧牲的自由鬥士,而對方則變成野蠻恐怖的激進份子、普世價值的敵人。然後涉事的所有其他議題、值得反省批判的因素都在這二元簡化的框架下被消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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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今次涉事的查理週報與法國當地的恐伊情緒,又有多少人對它們有認識?查理週報是一間著名的諷諭媒體。諷諭媒體在法國可謂非常盛行,這類媒體經常透過逗趣諷刺的圖像吸引讀者以傳播某種政治信息、意識形態。查理週報就是當地其中一間出名尖酸刻薄、毫無禁忌的諷諭媒體,經常被告上法庭,譬如06年因諷刺伊斯蘭先知而被法國伊斯蘭組織告上法庭,最終以「言論自由」的名號獲勝,11年更因刊出先知裸體的漫畫而遭汽油彈襲擊。但查理週報繼續一貫它的毒舌形象,先後多次諷刺伊斯蘭宗教,挑釁成份濃厚,譬如在今次遇襲不久之前,週報就曾刊出一則漫畫,裡面是一名表情沮喪、正在許下新年願意的疑似伊斯蘭極端份子,漫畫內的文字寫著「法國尚未遭到襲擊」[1]

雖然,查理週報發言人堅稱他們針對的是那些極端的宗教教義與極端激進份子,而非所有的伊斯蘭文化。不過,對一個文化的諷刺與開玩笑,通常難不開偏見與刻板印象,查理週報在當地一些知識份子眼中,出名品味惡俗,認為報刊藉著當地「恐回」的情緒,即使引起社會爭議也不惜粗濫地複製大量偏見以賺取金錢,而確實地,查理週報很多具爭議的專輯或漫畫都為它在市場創下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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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無論動機如何不良、言論如何再惡俗再惡毒,言論自由也應該受到保障,像我這個極端的言論自由主義者,甚至主張種族仇恨言論也不應該立法被禁止。但問題根本不出在言論自由這問題上,恐怖襲擊的出現根本不是要對言論自由的挑戰,而是來自整個中東伊斯蘭文化政治經濟長久被歐洲抑壓與仇視的問題。近幾年因為敘利亞內戰與伊拉克問題,大批穆斯林難民移民湧入歐洲,在歐洲各地已出現反伊排外的情緒,像德國的Pegida這類極右的反伊組織極速在歐洲抬頭,主張反對伊斯蘭文化入侵,限制移民政策。而在今次事件之中的法國,回教是當地第二大宗教,穆斯林人口是歐盟國家中最多。不過,法國傳統一直奉行俗世主義,主張宗教信仰不得干預公共空間,於是宗教與當地文化經常起衝突且無法消解,像04年法國通過當時仍極具爭議的法案,禁止中學女生戴頭巾上學。然而,法律的禁止並未能消解當地文化與回教的衝突,反而造就更多不解,加深了「正宗」法國人與移民「異族」穆斯林不同的想像;而不解又製造更大的敵視,在法國,穆斯林都被當地人視為潛在的敵人,一直受到仇恨、歧視、壓迫。而在整個歐洲西方國際環境長久的主流論述底下,伊斯蘭與恐怖主義亦長久被等同起來,永不翻身。

上面說了那麼多歷史社會背景,作用是為了什麼?有人可能以為我又再陳腔濫調,企圖以一方如何受到仇恨、歧視、壓迫,而合理化這方殺人與恐怖襲擊的舉動。不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合理化它們。那麼,為什麼要提到這麼多歷史社會背景,解釋恐怖襲擊的來由?這是因為我們面對長久而來的社會問題,不能透過純粹的譴責而解決,如果真能夠,恐怖襲擊就不會一次又一次出現。如果我們真想解決問題,我們必須找出這些問題背後的社會因素然後嘗試消除它們,而不是以為施予譴責要求那些極端激進狂熱宗教份子好好反省自己或良心發現,他們就會收手。沒錯,我們需要追究道德責任,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解決問題,難道把這班人都關進牢或誅滅,恐怖襲擊就會消失掉?

然而,每次討論到「恐怖」襲擊,很多人關心的就只有「恐怖」、「邪惡」,全盤接收西方國家與主流媒體把伊斯蘭與西方國家的衝突都歸結為「正義vs.邪惡」、「文明vs.野蠻」的二元對立的思維。像今次事件,很快就被升級成為言論自由、普世價值的捍衛。但穆斯林在這次事件的聲音又有沒有在這次事件出現過?穆斯林並非如我們想像中都是充滿仇視的非理性之徒,他們之中也有人支持言論自由,他們都會譴責恐怖襲擊,但他們的聲音去了哪裡了?大家不妨問一問自己,接收到的伊斯蘭訊息是否全部都是負面,好像沒有一單是正面的?西方國家與媒體把事件詮釋成言論自由的捍衛之時,是否想消滅一種更值得我們關注與深思的言論聲音?當我們高舉言論自由時,對這些被西方主流媒體剝奪的聲音卻又視若無睹或一無所知,這不令我們慚愧而深省嗎?

當然,可能有人問,那麼我們可以做什麼?難道又是只能譴責西方國家也有責任嗎?沒錯,個人能夠做到的確實微小的,但如上述所言,不解只會帶來更大的仇恨,至少我們應該要注意自己對某些社群的印象是否來自於偏見與媒體的塑造,應該嘗試去深思族群間的文化衝突與社會經濟的連結是否真的有關,不要那麼容易被媒體權力操控,不要讓偏見與仇恨漫延。像現今的歐洲國家,經濟尚算可以,當它們經濟衰落得更快時,族群文化衝突必定會被極右政治組織詮釋成國家衰退的主要原因,屆時更多的仇恨與暴力只會愈來愈多,但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卻從未受到動搖,貧富懸殊只會繼續加劇。

走筆至此,這件事可以為我們香港帶來什麼啟示,相信不需我多言,大家也猜到了。

[1] 《查理周報》主編:為挑釁而生,為挑釁而死 — 紐約時報中文網

原刊於捷學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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