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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觀」是一門學問

2018/9/28 — 9:04

傘運後,社會大量失去政治的希望和熱情,失落與無力感泛濫。

無疑,前景不容樂觀,但再「悲觀」,也要有基礎。研究香港的學者李家翹早幾天接受《明報》訪問,便有一番精闢見解:那種「中國一定獨大、香港無得救」的看法,是一種「沒有基礎的悲觀」,這是基於他們對一種「沒有基礎的樂觀」的失望,從而令到他們「沒有基礎的想像」的幻滅。我們就是要避開這種沒有基礎、對香港一廂情願的理解。

依筆者愚見,悲觀的基礎有不同類型,其中一種,是看世界、看人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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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年,讀過幾十篇有關傘運的人物專訪,留意到一件事:那些元氣大傷又遲遲未能恢復、甚或變得犬儒的受訪者,最初似乎都低估了改變世界的難度。在傘運期間全情投入,傾全力參與,卻落得慘淡收場,理想與事實的巨大落差,不單使人無比沮喪和失落,更造成極大的自我否定或質疑。這個心理關口不容易跨過。而在那些逐漸能解開心結的人身上,筆者發現,她/他們多多少少明白一個道理 — 與國家機器對抗,根本無可能樂觀。改變只有從身邊開始,靠個人的微小努力擴散開去,積少成多,期望有天時機來臨,發揮聚沙成塔的影響,扭轉乾坤。(可參考蒙兆達的《平凡人的力量》)最終是否能逆轉勝,誰也不敢寫包單。

事實上,雨傘運動達不到預期目標,更帶來公民社會內部的重大危機,但有些微妙的轉變已然出現。過去的社會抗爭,由少數精英領導,屬於大事件,但往往只能維持一段時間;現在的公民參與,相對零散和自主,未必有華麗的舞台,但細水長流得多,而且往往是一些很日常、很不顯眼的事情,參與門檻很低。像山竹襲港後,不少地方都有市民發起社區自救行動。跟過去爭取大政治的民主不同,這種社區民主的實踐,可謂一種較新的嘗試,是一種始於生活的深化過程。筆者對此不敢有太大期望,但不能否認,它正為未來孕育改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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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悲觀,叔本華的人生哲學很値得參詳,但這裡,筆者想引一段周國平 — 研究尼采的中國學者 — 的話作結,他在《悲觀.執著.超脫》中這樣說:

「我相信一切深刻的靈魂都蘊藏著悲觀。當然,真正深刻的靈魂決不會沉溺於悲觀。悲觀本源於愛,為了愛又竭力與悲觀抗爭,反倒有了超乎常人的創造。不過,深刻更在於,無論獲得多大成功,也消除不了內心蘊藏的悲觀,因而終能以超脫的眼光看待這成功。如果一種悲觀可以輕易被外在的成功打消,我敢斷定那不是悲觀,而只是膚淺的煩惱。」

共勉之。

 

#政治 #人生 #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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