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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根本就生活在一個悲劇的時代,因此我們不願驚惶自擾

2016/4/26 — 19:35

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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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雪平(半本)】

我身為九十後,其實對董伯伯不太熟悉。畢竟他05年辭職時,我也只有12歲,正在考呈分試。後期認識董伯伯,知道他腳痛,都是因為看黃子華棟篤笑才知道。

董伯伯有句名言:「要離開好易,留低卻需要好大勇氣,要有更大的付出。」即使千夫所指,也忍辱負重撐下去。當時我聽見,只覺得好笑,心想董伯伯面皮練得這麼厚也是種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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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原來,這句話是真的。留低才是最艱難的抉擇。

近日,有一「公共知識分子」宣佈,即將要離開香港,只因未來十年無法為香港貢獻更多,也有灰心的意思,因為香港人著緊花邊多於學術。對此,我沒有甚麼話要說,也沒有資格說。只是我覺得,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不應該如此。猶記得,2008年有人提出「香港最後一代文化人」這標籤。我今日回首,覺得太過悲觀,不過也可能礙於時間問題,當年未發生反高鐵,未發生D&G事件、未出現港獨思潮,更遑論後期的雨傘、旺角騷動。當年2008年,沒有人會相信,人情薄如紙的香港也可以讓人感動。眼見大陸步步進逼,自然會想到「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再為這個地方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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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去到2016年,我相信很多人都改觀了。這兩年間,好久都沒有哭過的我,又哽咽了。當中有感動,也有傷心。但至少,香港人不再漠視香港,我這樣相信。但之所以令我如此感動,也證明了這個地方,正值最動盪之時候。風雨飄搖時,更需要人留下,環抱那棵最珍貴的樹、或者幼苗。香港的歷史假如是一條路,那該有著無盡的三岔口。就像眼下,本土思潮還未成形,人們已經急不及待地消費。作為知識分子,作為文化人,是否真的「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再為這個地方付出」?假如是香港令人失望,那失望本身就代表有某種缺失,無論是金錢掛帥、花邊泛濫、港豬過剩。作為知識分子,作為文化人,到底是否真的「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再為這個地方付出」?我很懷疑。

有甚麼可以為香港付出?我爸時常問我。他是一個生意人,是香港的第二代人。當他不談數字,就會以此展開我與他的對話。我一直無言以對。直至我在大學遇上了Edward Said的《知識分子論》,當中有一句很深刻:

「在我看來,最該指責的就是知識份子的逃避;所謂逃避就是轉離明知是正確的、困難的、有原則的立場,而決定不予採取。不願意顯得太過政治化。」

我是一名九十後,今年二十三歲,是當社會主義者、樂觀主義者、理想主義者的最佳時候。七十後當中有人選擇退卻,不等於香港最後一代來臨。台下的八九十後,正在模造形象,就遇上了反高鐵、雨傘、旺角騷亂,一開始從低谷出發,也許日後會變得更堅強。大學最後一天,教授提起了出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這句話:

「我們根本就生活在一個悲劇的時代,因此我們不願驚惶自擾。大災難已經來臨,我們處於廢墟之中,我們開始樹立一些新的小建築,懷抱一些新的微小的希望。這是一種艱難的工作。現在沒有一條康莊的到未來的路了,但是我們卻迂迴地前進,或攀援障礙而過。不管天翻地覆,我們卻不得不生活。這大概就是康士丹斯·查泰萊夫人的處境了。」

要離開好易,留低卻需要好大勇氣。我們這一代能否堅持下去?有多少人能堅持下去?我信,很多。

 

作者簡介:還有半本,會不會,就在你指尖能碰著的地方。浸大人文及創作系學生出版 | 創刊號 2月29日面世;FacebookWordpress 每晚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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