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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教育學論綱(六)

2016/4/16 —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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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社會學,去階級的功能主義社會化暗喻,及課程中階級化的操作

我曾經引用過曾榮光的《香港教育政策分析--社會學的視域》(1998)來談過以社會學探討現時教育制度的則面,我現在也引用曾榮光的《香港教育政策分析再探》(第三部份)(2003)。連貫之後的批判教育學的討論中。

曾榮光提出的另外一點,個人覺得很有意思的。特區政府的教育質素管理,以及保護機制被理解成為 : 一種權力下放的管理模式(governance of decentralization),甚至被宣傳為學校有自主,可以自決,政府分權 (delegation of power) 以至賦權 (empowerment) 的教育政策。這就是新公共管理中的不排斥私部門的使用方法,及政府再造的過程。但曾榮光分析,在這些的理念的行動意向背後,在實際操作上,這種「標準化/常模化/審查及考核/層級化/獎勵及懲治」的操作,正是傅柯所分析的規訓權力的運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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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項重要的機制,因為這使得權力自動化、去個性化。權力有其運行規則,這種規則在個體上運作的功效,比不上在身體、外表、光亮、注視的共同作用下,也比不上在內部機制使人規訓的佈局中。」

因此,這種機制通過其設計自動運行,發揮監督、規訓手段等實際功能。Lyon 此後擴展了 Foucault 的概念,並起了另一個稱呼為「後全視景監獄」,表示從 Foucault 式的「規訓型」社會轉變為「控制型」社會,在這種社會中,社會生活的生產被全球的關係控制,因為監督行為浸透在運輸、經濟生產和消費各個環節,而網路空間裡的全景式資料監督所具有的不可見性既被用來監控個人生活,也被用來進行政治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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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全視景監獄」的自評,不單像被獄警監視,而是學校間互相監視著對方。同區學校會否監視著對方的網頁,看對方如何符合那8條,或將來的23條呢?那時沒有學校能不服從,因為不是由大哥 (big brother)  監視著你,而是學校互相檢視。比之更進一步的,隨著自評發展到互聯網,互相監控又會進一步會變為網上監控 (cybernopticon)。最後,自評就不再是一種外在的規訓權力,而更進一步成為一種自我招認的告解室式的權力 (onfessional power)。

回顧過往的香港教育歷史,在50年代至70年代,香港仍未實施「初中三年免費強迫教育」,這種中學教育及教育體制,叫作排斥性精英主義 (exclusionary elitism),其定義為 : 制度會有利於精英主義,就把非精英分子,即未達到「精英」水平的學童,直接掛斥在正規學校體系之外的學校制度。如果當年升中試不及格的學童就會排斥在政府資助教育以外,若非家長可以支付私立中學的學費,他們就會完全摒迫諸於正規學校體系以外。(Coleman,1990)

實行九年免費教育之後,亦標誌著實現了均等教育原則的第一個層面,即均等入學的機會。(Burbules,1990)。簡而言之,就是再沒有適齡學童因智能或社經背景而被掛除在學校的教育體系以外。全體適齡學童均可入學。(曾榮光,1998) 然而,雖然排斥性的精英主義學制,並實施入學機會均等。並不代表完全實現均等公平的教育制度。 曾榮光指出,這其實不過是由一種精英主義學制轉變成另一種精英主義學制。但他的精英則更顯得隱密,難以使人了解他的不公義因素。這種精英主義學制,叫作「分隔性精英主義」(segregate elitism)。 分隔性精英主義的命義是致使學童鑲嵌於學校制度內,但是在實施下,會透過檢測把他們分成不同「學習能力」程度的學童。首先是把所謂的精英和其他一般學童分隔開來,然後就是把其他一殷學童分作三五九等。在1978年,港英政府以「中學學位分配方法」在這個派位機制下,全港劃分為24個「學校網」,學生不可跨網選校引致了富裕地區的學生,可以更容易入進一些因為歷史因素發展而成的「名校」。對於新界或者某一些地區,就產生了分隔性的不均等。難怪家長會和地產經紀合作註冊假地址,使之能進入心儀學校以成為精英。在另一方面,學生被分配到「學校網」中的那一間中學,是取決於學生被核定的學業成績「組別」。組別則分為五等。核定的學業成績包括了小六學生十八個月以來的成績,並要以學能測驗進行考核,以及和之前的學業成績調整。小六的畢業生,有20%會分配至第一組(band 1),其次好的20%分配到第二組(band 2),如此類推。當選擇同一中學的學生人數多於校內學位時,會用電腦隨機分派。

事實上,這裡出現了問題,第一,就是因為出生家庭的地區及社經地位,天賦,甚至是用電腦隨機分派的過程均是一種道德上的任意因素。就是說,在當中隱藏著很多不能受自己所控制(諸如努力)的東西,例如心理質素的穩定性,在心理學上,每人對於不同學術範疇的優勢不同,例如他的優勢是理論分析,而非記憶大量資料,又或是在語文學習上處於劣勢,但是數理,哲學系統思考的優勢,如果不處理他們的獨特性,而只是籠統的作出區分,以控制投入在教育政策的資源,甚至是因為社經的意識形態已經把一些科目,設定成為不同等次的價值,如果套用到資本主義社會中,商業管理或者是運籌學是很有效地制造財富。相對文學,哲學及文化相關難以轉變成為商品的文換價值的學術科目,相對的價值(習以為成的)社會價值較少。因此,教育制度在這樣的社經背景下,就會著重某些科目的成績。又或是思考教育學學者Sir Ken Robinson的想像 : 為何舞蹈不可以和數學(主科)等量齊觀,為何哲學的人文價值會比學經濟學的差 ? 為何社會不可以更加肯定人類是有更多的知識,天份的價值? 學校,這個制度及文化再生產的地方,是否在扼殺學生,乃至人類的創意。那麼,在學校制度中,所謂學術學科價值,是由那些人決定的,真正的是由人們在一個充分思考及民主下產生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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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1) 曾榮光,《香港教育政策分析--社會學的視域》,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

(2) 曾榮光,《香港教育政策分析再探》,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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