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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政策創新的社區設計

2019/5/16 — 11:45

在費城馬路可以見到的 3D 斑馬線

在費城馬路可以見到的 3D 斑馬線

政府推行一項政策,是否不需要透過強制/徵費/立法等選項,便可以達到政策的目的?

答案當然不是簡單的需要或不需要。不過,就不少具爭議性的議題,聰明的社區設計,或者有助市民選擇一個更乎合公眾利益的政策選項。

芝加哥大學教授 Richard Thaler 的名著 Nudge ,便列舉了不少有趣的例子,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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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例子,和近日香港政府倡議成立限速區有莫大關係。

Lake Shore Drive

Lake Shore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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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一條名為 Lake Shore Drive 的 S 型高速公路,是其中一個容易因車輛高速引致交通意外的黑點。但政府的處理方法,並不是單單成立一個限速區,而是在馬路上同時髹上一系列和馬路相交的平行白線。當白線最先出現在駕駛中的司機視線時,它們出現的頻率是平均的,因為白線之間的距離一樣;但當司機駕駛至危險的路段時,白線的距離會逐漸收窄,對於司機就會造成錯覺,以為車輛在不斷加速,因為白線出現的頻率不斷增加,自然反應會令司機減慢車速,從而達致限速的效果。

運用類似原理的,還有在各大城市慢慢出現的「3D 斑馬線」,巧妙運用視覺效果,不用在路面上設立路丘 (speed bump) ,也能夠令車輛不自覺地減速。

這些巧妙利用人的心理特質,以達致設計者某種行為目的的社區設計,往往是推動政策創新不可或缺的工具。

Thaler 聲稱他持一個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的立場。直譯就是「放任自由主義式的家長制」,字面上不容易理解。核心的想法,是在如何不大幅限制人的選擇自由的前提下,都能夠透過種種有形或無形的社區、產品及政策設計,改變人的行為。而改變人的行為的價值基礎,正正是相信人會犯錯,人有種種認知上的根本缺憾,必須透過審慎的設計去幫助我們作出正確的選擇。這與傳統經濟學所持的經濟人 (homo economicus) 立場,認為人完全理性,可以透過市場價格找到最優選擇的觀點,大異其趣。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強積金中的預設選項。從傳統經濟學的角度,當然是越多強積金的選擇越好,因為越多選擇,就會越多競爭,而只要政府要求公司提供充足而公開透明的資訊,市民便可以在云云選擇之中,揀一個最適合自己的計劃。

我們幾乎每一個人都可以肯定以上的場景不可能會發生。 Thaler 在書中舉的例子,是很多教授終其一生,都不會改變他們退休供款的初始資產分佈,有更甚者,有些夫婦的退休計劃受益人,竟然是他們仍然為單身時候所設定的(自己各自的)父母!

這充份說明了「預設」的力量,或者是慣性的偏差,令人往往不會主動去選擇一些與自己利益攸關的選項。在這個前提下,假定強積金的預設選項(例如是指數基金)能夠為一般人帶來比較大的收益(假設管理費最低、平均回報不差於「大市」等等),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設計,或者 nudge 。

以上想法與政策創新有何關係?某程度上政府在推出政策時,都假定香港人是傳統經濟學的「純粹經濟人」,不但完全理性,還沒有認知缺憾,知識水平豐富,甚至有無限時間,可以在極短時間內理解複雜議題。

為什麼我作出這樣的論斷?以最近期的電子道路收費為例,政府希望在中西區區議會得到支持,四出進行遊說。但遊說的方式,卻往往自說自話,羅列籠統而非精細的數據,令人無法有效想像政策實際成效,而回應策略上更未能對應反對者的情緒,只機械式地重覆香港擠塞問題嚴重,必須透過徵費解決,完全不能(至少表面上)進入對方的語言系統。這怎麼可能開展有意義的討論?

試想像,如果我們討論解決擠塞的方法,不是單靠專家的背書,然後以「理性討論」的框架,標籤反對者的講法為「情緒式回應」,而是透過上述的社區設計方法,用實際的例子去呈現具體的效果,例如用「3D 斑馬線」去看看限速是否會引致交通擠塞,相信可以縮窄不少因認知差異、或者消減種種想當然的錯誤前設而引致的溝通失效。假如最後政策不幸未能通過,而政府又再次把失敗演繹為地區的情緒反對,這根本無助於推進一些具爭議性的政策。這難免令人猜度,究竟政府是否有心去推動政策,解決問題,還是只是為交功課而強行「諮詢」。

所謂的政策創新,其實不外乎要求主事者要從實際角度去考慮,一個怎麼樣的設計,才算是兼顧使用者的心理狀態和合乎公益(但往往未必合乎私利)的政策目的。更加重要的,是在理性討論和價值立場宣示以外,為進一步的政策改變,創造良好的社會條件,避免因為各種偏見而形成不必要的爭執。

原刊於《信報財經新聞》;作者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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