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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社企劏房」 以空間換時間

2017/8/27 — 12:43

陳帆早前到訪劏房 (TVB新聞截圖)

陳帆早前到訪劏房 (TVB新聞截圖)

根據房委會的資料顯示,截至2017年6月底,有高達150,200宗一般公屋申請,平均輪候時間為4.7年,是繼去年12月底之後,輪候時間再次達到4.7年。

同一時間,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早前到深水埗探訪劏房住戶表示,由於公屋興建時間最少4至5年,政府可以資助社福機構建立劏房,再以成本價租予有需要人士,滿足中短期房屋需求。

一個月之後,陳帆已表示接獲發展商願意提供數百間空置房屋,並有基金願意提供財政支援,最快年底可推出「社企劏房」。陳帆動作之快,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陳帆有如此大膽的政策建議,是希望以空間換時間的援兵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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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的推動邏輯大致上有三類,第一類是最常見的,就是「宣之於口、動之於手」;第二類是為免引起公眾反彈,卻又有實際推廣的必要,便應該「只做不宣」,以收潛移默化之效,國民教育本來就應該是只做不宣的教育政策。第三類就是政府短時間內沒有具體可行的方案,卻又要回應市民的期望,便惟有「出口術」,讓市民望梅止渴,社企劏房大概便是這一類。

陳帆局長的社企劏房按道理是不可能大規模進行,原因是運輸及房屋的政策邏輯一直是加快覓地、加快建公屋,因此,即使有地,也只會撥出小部分作為社企劏房的試點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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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個試點計劃,在只聞樓梯響的情況下,卻明顯已達到立竿見影,在租金上紓緩了不少劏房戶的壓力。

早在2013年,筆者當時為一所社會福利機構在觀塘區進行了貧窮家庭需要調查,當時851個生活在政府貧窮綫以下的有效樣本中,私人樓宇的184個樣本全部來自劏房戶,大部分的受訪家庭均為3至4人的核心家庭。

調查發現,當年的劏房租金佔他們的收入37%,個別例子更高達五成。在租金壓力之下,劏房家庭惟有減少日常飲食的支出;而在深入訪談中,我們發現劏房的租約最短只有3個月,3個月之後業主可以隨意上調租金,在居無常所的情況下,劏房戶難以有穩定的住所,登記成為選民;既非當區選民,自然便難以獲得區議員的協助。

有見及此,當年筆者便向運輸及房屋局建議反其道而行,由政府以分期補地價方式,釋放適宜改建的工廠大廈,宣布設立「公營劏房」與劏房業主「鬥劏」。這一招貴不在多,而在於阻止劏房市場的燎原之火,為政府爭取更多時間興建公屋。

公營劏房的形式類似60至70年代的易裝易拆的臨時房屋,個人實用面積可參考屯門寶田邨單身人士單位8.2平方米,租金以330元作為參考標準;而根據扶貧委員會及前綫社工的資料所得,劏房戶大部分集中在觀塘、深水埗、荃灣及葵涌一帶。

考慮到實際情況及為了減少各區Nimby(別在我後園)心態;筆者當年建議不應尋找一個區議會,作為臨屋用地試點,而是一個域,例如東九龍、西九龍及新界西南,在域內建立一至兩個臨屋區,在各區區議會的拉力之下,總會得出一個落實方案,而不至於被各區區議會消磨歲月,胎死腹中。

上述建議,由政策倡議到議會醞釀,前後最少也要兩、三年的時間;不過,今天陳帆口術一出,劏房業主變相便被一個「合理劏房」的標準制約,甚至令他們覺得劏房市場將會變得無利可圖,短期為穩住租戶,必然會減少不合理加租情況,甚至凍租。

君不見,觀塘等地的劏房租金的確有放緩迹象。在兩、三年後公屋落成量增加及「富不與官爭」的智慧下,劏房業主或許選擇離場。問責官員從政策論述,表達出急民之所急,即使是出口術,亦算是有感施政的重要一環。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原刊於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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