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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世界的不完美:訪問社會學系教授趙永佳

2015/9/17 — 11:52

資料圖片:社會學系教授趙永佳

資料圖片:社會學系教授趙永佳

【文:陳秉鳳】

趙永佳教授(Stephen)在中大社會學系任教多年,現時是學系副主任。除了教學及研究工作外,系務佔了他工作大部份時間,包括教職員的升遷、工作待遇、學生的成長問題等等。同時他亦關心香港社會發展,經常於報章撰文以社會學角度評論時事,亦有參與扶貧委員會的工作。光是上述這些,已難以想像一人如何能分飾多角,但過去十多年來,他還積極跟進及協助中學通識科的課程發展及教師培訓。到底當初趙教授為何會開始關注通識科的發展,在各種繁重的工作負擔下,為何仍能一直堅持推進通識科的發展?筆者嘗試透過這次訪問稍作理解。

開始的契機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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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坦言,一開始是為了收生的考慮,而接觸中學通識科。社會學系在中學沒有橋樑和窗戶,不同於很多人也有修讀的科目(例如地理科),要讓中學生有機會認識,就想到和中學通識接軌。那時通識科仍是高中高級補充程度(AS Level)的科目,修讀人數約3000人,只有幾十間學校開辦。社會學系本身難以出資,Stephen申請教育統籌局資助,做教師培訓,學系本身就辦一些不太需要花費資源的活動,例如社會研究入門講座及社會專題研究比賽等,讓通識科的師生參與。

後來開始蘊釀將通識科轉為必修科,Stephen就認為要開始組織教師,以免讓官僚主導整個過程。2000年,他申請了優質教育基金,籌備及成立了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後來每年的會員大會,都在中大辦,社會學系和聯會之間的關係一直很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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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間,Stephen也加入了課程委員會,開始時是成員。做了三年後,由於他的政治立場較隨和,能盡量平衡各方意見,社會學系本身亦沒有做教師培訓,沒有利益衝突,這些條件讓他當上了委員會主席。一路下來,訂立通識作為必修科的課程內涵,及後就各方解釋課程,討論如何執行等問題。到現在,通識必修科推行了一個週期,委員會開始做短期檢討,包括課程本身的檢討,以及考評相關的問題。

參與通識課程的重要性

雖說是因收生考慮開始,但Stephen往後付出之多,明顯已超出當初動機所需,那到底是為什麼?

Stephen說他現在對大學一年班的同學,會這樣說:「社會是不完美,世界是不完美,讀社會學是幫助你在這個不完美的世界生存。」對社會上不同的現象及問題,提供研究方法及分析角度,是社會學理解世界的方式。Stephen一直參與制訂的通識科課程,其理念重在讓學生透過探究各種議題,提升他們的社會觸覺,讓他們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培養他們批判思考及自我學習的能力[1]。這與他對大一學生所說的話,有其相近之處。

改制前的高中課程,連培養學生讀報的機會都沒有,更不要說讓學生有分析及討論社會議題的能力。Stephen的中學經驗已在二三十年前,接觸了通識科後,了解了現時中學的情況及其中的問題,使他感到改進及完善通識課程的重要性。「起碼現在每個同學都讀了幾年報紙,老師也可以有位置在課堂上講六四,以前是沒有學科會講的。其實這些都是學生理應接觸的東西。」

通識科內的專題研習報告,更是接觸到社會學專門知識的部份。Stephen很重視通識科探究問題的方法,師生之間會有種誤解,認為研究就一定要做問卷調查,又或者一定要有多於一種研究方法。後來他們就開辦工作坊,解釋何謂社會研究,講解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及訪談,同時也會教授做問卷調查的正確方法。

「這些是社會研究的建立,是科普工作(public science),我們有責任去解釋這些東西,有些學生以為做民意調查就是社會研究,譬如問支不支持三色回收桶, 而不是研究三色回收桶是否有效,作為一份報告,作為一種社會研究類型,我們有這個專業知識及責任去幫中學的老師,我們就做了很多這些東西。」

其後的發展與轉變

通識科行了幾年,到現在社會上開始有不同聲音。例如建制派在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科一役後,就開始推動「反通識運動」,更有立法會議員提出「為什麼左派學校都有學民思潮」這種問題,質疑通識科的教學及考核方法。到底是不是因為通識科的開設,而讓學生趨向政治化?

Stephen提到,有一些是當初在設計課程時的問題。課程一開始時就有一個方向,是要涵蓋公民教育的部份。在香港議題裡,一個是法治與政治參與,另一個是身份認同,本來就很有政治性,課程又要涉及中國。那時候已加入中國傳統文化在課程裡,但這科始終不是以往的中化科,所以後來建議講一個社會組織,就建議講家庭。可是講家庭又有意見覺得太狹窄,不能盡說孝悌忠信五倫等等,於是又說要講傳統節日。以上例舉只是想指出,通識課程在一開始就盛載了太多期望,有些亦是建制派一開始覺得要這樣做的。

「本來是可以討論的,太政治化的議題對同學來說本來就較難掌握,原本可以考慮兩個議題減一個,因為現在課程本來就太多,但就是建制派將事情政治化起來,現在問題變得很難傾。」現在如果他提出減去一些內容,例如是減去一些較政治化的部份,又會被批評與梁美芬等是同一陣線,事情頓時複雜起來。

Stephen說早幾年他已經說通識的新一代會很不同,但在他心中,讀過通識的不一定是本土派或泛民,應該是更開放、更敏感、對社會有更多關注。早前他有幫中央政策組做過研究,結論是社會矛盾多,一定會有一班年青人激進化。他覺得不能夠以為可以遮蔽年青人的視野,即使課堂不教,他都會在社交網絡看到,但你不教他去分析問題,就會產生偏見,如「蝗蟲」那種歧視性用語才會應運而生。

通識科就是這樣,老師可以有立場,但他上課時要持平,要把雙方面的主張所有論據拿出來討論,再進行思考和批判。當初有進步人士怕學生不能寫太進步的東西,現在又到建制派覺得評核人員太「進步」。「其實通識不是這樣的,現在的評核制度是做得幾好,每份卷都有兩個人改,只有通識是這樣,就是因為他的開放性,沒有人應該因為他的立場被處罰」。

教學、研究、通識

Stephen在通識科上的參與,全都是在公餘的時間去做的,並沒有得到額外的支援。他總是說,現在在社會上做這些公共事務是沒有獎的,甚至教統局給他的七十元交通資助,他都要報稅。無個人回報的工作,能持續下去,是他對學科的堅持。這兩年收生見學生,他都覺得學生有明顯不同,以往社會學系的收生成績也不差,但很多同學來到面試都是你問一句他答一句,現在的學生感覺上靈活了,在溝通、闡述自己看法、甚至英語水平,他覺得都有好轉,他認為這都是修讀通識科帶來的轉變。

在各種工作裡面,Stephen花最多時間其實是處理系內行政工作。他早幾年也做過社科院副院長,但在中大做這些吃重的行政工作,連學科減免都沒有。更不要說研究,在同行去美國歐洲開會時,他就在見本科生學生、去中學開會。他曾因為種種工作壓力備受困擾,心理不是很平衡,半夜醒來沒法再入睡。

現在他盡量減少各種公職,對外只剩下比較重視的通識科顧問和扶貧委員會,在校內只處理學科事務。未來他希望能夠多做一些研究工作。他主要的研究方向都是不平等(inequality)問題,尤其是年青人的。例如修讀副學士和高級文憑之間的差別,青年人社會流動性的問題,他在做一個研究,跟進一班中六同學,在中學畢業後一年的路向。這些東西香港沒有資料。另一個是通識和階級的問題,他要知道是否中產的成績會好些,基層會差一些,如果研究結果是這樣,就要爭取政策改變,投放資源去協助他們,他不希望自己有份開設的學科,最後是會減低低下階層孩子入大學的機會。他認為這些研究對社會是有用的,雖然未必可以做到世界級的研究,上不到國際級的journal,但是他仍希望透過這些研究,用他的方法去改變這個不完美的社會。

註釋
[1] 2007年通識教育科課程評估及指引(中四至中六),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課程理念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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