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教室的社會面向

2015/7/11 — 6:48

雨傘運動卻讓不少人看見老師和學生可以成為社會的希望。就此,討論民主化,不應忽略教師和學生的角色,教師及學生應設法參考吉魯所言,讓學校成為一個民主的公眾領域。雨傘運動後,對當下時局加以認識和批判,更是我們必須進一步思考、反省的事。

雨傘運動卻讓不少人看見老師和學生可以成為社會的希望。就此,討論民主化,不應忽略教師和學生的角色,教師及學生應設法參考吉魯所言,讓學校成為一個民主的公眾領域。雨傘運動後,對當下時局加以認識和批判,更是我們必須進一步思考、反省的事。

【文:思行,80後教師,相信教育的解放功能,仍在實踐嘗試中】

近日重讀吉魯的文章,看其對於教師和學校的反省,感受頗深。亨利•吉魯 (Henry Giroux)是北美教育學學者,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的領軍人物之一。在其著作《知識分子的教師:一個學習的批判教育學》 (Teachers as Intellectuals: Toward a Critical Pedagogy of Learning , 1988)中,吉魯重新反省教育的功能和教師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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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吉魯而言,學校並不只是一個傳授學術藝業的地方,更是一個民主的公眾領域(democratic public spheres)[1],學校提供一個讓學生能夠學習不同的知識與技能的地方,目的並不是要爭取個人的利益與成就,而是能夠本真地生活在一個民主社會中。為了達到這目標,教師則必須變成一個轉化的知識分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2]

在這意義下,教師必須轉變成一種知識分子,他不能只順從一種社會的聲音。因為傳統的教育工作者只傳授藝業,而這些藝業往往由社會權力所建構。這裡,我們看到吉魯有傅柯(Foucault)「知識權力學」的影子。在此論說下,吉魯認為過去的教育學是一種「去政治化」(de-politicize)的教育。正是在這種前題下,因為學校只能「為社會培養人才」,因此它「忽略夢想、歷史、和我們帶進學校的願景」[3] 。對此,批判教育學的工作是,幫助學生明白,主流的學校文化並不是中立(neu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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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般以為,在學校傳授的知識是一種客觀的知識、客觀的事實。吉魯挑戰這種看法,他引用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看法,他認為學校並不享有從社會中抽離獨立的優勢,反之,學校是處身於種種的權力配置中,是組成社會的一部分。[4] 假如我們視學校為一個只傳授知識的地方,而不對這些知識進行意識型態的反省,則很容易順從社會建制的聲音,從而加強社會對吾人自身的壓迫。教師的角色,便是重新開啟和學生對流行文化、日常生活的意識型態的批判。對此,吉魯曾言道:

學校和老師需要有眼界,讓他們知道為何做正在做的東西。因此,你需要某些你一直追求的權威理念下,定義知性工作,即表示它包含一些倫理和政治的指涉。對我來說,這表示要將學校定義為民主的公共場域。我們要把學校教育和公共生活的重建聯結起來,因為在這國家,在學校教育的論述中,民主的話語除了帶貶義地被引用外,其實已被刪掉、移除。

我們必須常常意覺我們的責任,不迴避權威,而是把它應用於自我和社會的建造。那表示要時常提醒自己,在使用權力時,必須能聽到學生的聲音,也要讓他們批判地檢視自己的意見,同時要意識他們即時的經驗之外,有關他者的符碼和文化呈現。作為文化工作者,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自己意見的局限。[5]

學校必須摒棄假裝成一個「價值中立」(value-free) 的地方。對吉魯而言,並没有所謂的「價值中立」或「政治中立」,正如法國哲學家德里達(Derrida)所言:

任何機構,與機構的種種關係,都要求或多或少的,在該領域中預先採取某種立場:採用某種解釋,在有效的領域中佔據一個位置,接納某一種立場。因此,在教學中,並無任何中立或自然的立場。[6]

吉魯的主張,對當下香港的教育而言,或許能提供某一種洞見。早在去年六月,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便針對當時的局勢,指出教師不應鼓勵學生參與佔中運動。教師經常受限於「政治中立」的理由,往往不能暢所欲言地談及自己的立場。

但按吉魯的主張,學校作為社會的縮影,將無可避免地參與在種種的政治行動和論述中。吳局長認為學校不應討論佔中,不應把學校政治化。但他卻在在任期間,製造出國民教育風波、普教中和學校討論佔中的風波,這又何嘗不是政治化?

因此,關鍵問題不再是要政治中立,而是思考我們該做甚麼?這問題頗複雜,筆者並無甚麼良方。雨傘運動期間及其後,學校已經充滿種種不同政治意見的張力。但假如我們相信教育的目的在啟蒙,教師的工作在引導學生思考和分析社會現實,則我們必須盡早在學校深入討論這種種問題,而不是把問題遮蓋,不加以討論。正如吉魯所言:

承認這點(意指教育的解放功能)能使我們明白社會現實,從來不是被給予的,反之,是需要被質疑和分析的。換言之,知識必須被質疑和問題化(made problematic),而且要置於課室與社會的關係中,以供不斷進一步的辯論和溝通。[7]

雨傘運動卻讓不少人看見老師和學生可以成為社會的希望。就此,討論民主化,不應忽略教師和學生的角色,教師及學生應設法參考吉魯所言,讓學校成為一個民主的公眾領域。雨傘運動後,對當下時局加以認識和批判,更是我們必須進一步思考、反省的事。

 

[1] Henry Giroux,Teachers as Intellectuals: Toward a Critical Pedagogy of Learning , 1988 , p.xxxii

[2]同上,p.xxxv

[3] 同上,p.6

[4] 同上,p.14

[5] Henry Giroux, Border Crossings: Cultural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154, 157

[6] Derrida, Jacques, <Where a teaching Body Begins?>, in <Who’s afraid of philosophy?>, p.69

[7] 同註1,p.20

在書中,吉魯指出教師只被看作高級技工。雨傘運動讓不少人看見老師和學生可以成為社會的希望。就此,討論民主化,不應忽略教師和學生的角色,對當下時局加以認識和批判,更是我們必須進一步思考、反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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