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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大「劫」 港爸港媽不認命 — 論新精英主義及新直資計劃

2016/6/28 — 13:25

TVB節目《沒有起跑線?》截圖

TVB節目《沒有起跑線?》截圖

【文:黃載意】

最近,兩大免費電視頻道上演真人騷激戰,港媽「造兒」金句成為一時熱話,輿論亦由對港媽大肆抨擊,轉而對香港教育制度表示痛心失望。這個至今歷時逾十五年的教改之「劫」,綜合學者分析,筆者認為其病端懲結在於社會上下血液骨髓裡對「精英主義」(Elitism)的盲目膜拜及香港家長的「不.認.命」。

時間回溯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前特首董建華在香港大學九十周年校慶上慷慨陳辭,提出「新精英主義」,以中國內地的私立精英學校、美國和英國的「磁石學校」為例,暗地裡硬推「新直資計劃」—「讓一些熱衷於學術競爭的家長和學生有所選擇」(政府新聞公報中譯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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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特首作為一個胡裡胡塗的老好人,除了分不清「家長精英」(Parentocracy)及「績效精英」(Meritocracy)的區別外,恐怕其言論亦只是要表達出對整體教育發展的宏大願景,即不只讓少數人成為精英,而是要透過教育來讓特區每人也能成為精英。一如八萬五、中藥港、數碼港的假、大、空,這種「新精英主義」是對港英殖民時期的精英化統治寄予進一步肯定,並希望透過「私營化」的教育體制生產新特區精英,然而,卻完全忽視掉西方社會學家對其壟斷階級資源所作出的批評。

「直接資助計劃」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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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改革的進程由港英到特區政府時期是「自由主義左翼」(Liberalism)(John Rawls, 1971)與「自由主義右翼」(Libertarianism)(Robert Nozick, 1974)的混雜,前者講求公平的社會合作系統,而後者則強調自由意志及自由市場的運作機制。前港督麥理浩在一九七九年推行的九年強迫義務教育,及至現時特區政府的十二年免費教育,皆可說是公民平權的實踐,在入學機會上保障港人子女享有基礎教育的機會。其後,從一九八八年的《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到一九九六年的《教統會第九號報告書》,香港政府早把「直接資助計劃」視為克制教育平庸主義,優化教育的一個可行出路;期間,政府曾多次修訂直接資助計劃的條款,成為後來的「新直資計劃」。其立論點源於八十年代後期在西方興起的「公營部門改革」潮(Public Sector Reform),「新公共管理」理論主將透過「市場化」(Marketization)和「私營化」(Privatization)來提升效率、質素及問責性。

二零零一年可說是重大的轉捩點,新直資計劃減低津貼學校轉為直資學校的初期財政風險、容許學校大幅增加學費並賦予校方更大的校本自由度(加上教職員薪酬與公務員薪酬脫勾機制),因此大大增加了傳統津貼名校轉為直資學校的興趣。在「一條龍」及教學語言政策的催化下,一時間津貼名校「轉會」頓成了重重教改陰霾下的續命靈丹或開路明燈。根據教育局資料顯示,香港直接資助學校的數目增加至2006年的64所(提供中小學學額佔全港總數約6%)及至2015年9月的73所,其中包括52所中學(不少為傳統名津校)、12所小學及9所一條龍學校(提供約9%的學額)。

這不足10%的學額,到底可對香港整體的教育生態構成甚麼影響?計劃令具有歷史背景及良好信譽的傳統著名津校有條件轉為直資,從而享有較大的校本自由度,在教學語言、收生、課程設計上皆不受政府教育政策的限制,甚至透過優先取錄學生及「結龍」的模式,進一步達至「拔尖」的意圖,在確保保留學校傳統文化的同時,運用更多資源去栽培特權精英。

新計劃亦加強了社經地位及社會資本的影響,加劇了教育的「世襲化」和「貴族化」,突顯出曾榮光教授所提出的制度內「分隔性精英主義」(Segregated Elitism)。直資學校有自由收取昂貴的學費,又同時獲得大量公帑資助,用納稅人的資源去建立信譽;而社經地位較高的世襲精英家庭,則有較大的機會專享優勢,變相合理化地獲得「重點」以至優待的培養,形成了一個「保庇式的升學制度」(Sponsored Mobility System)。另方面,一般津貼學校因為需自付盈虧和未能確保收生數目等憂慮,只能被動地接受既定政策,按地區及家長意願以三級學能隨機分配來收生,增加學生能力差異的隱憂,相對削弱了其競爭力及吸引力。

「新精英」的畸形催生

這由教改及新直資計劃所造成的「貴族」及「基層」分隔戰,本應重點批評其對教育機會均等化(equity)的損害(教育資源分配偏向於「最充足者得益」,而非低社經地位及「文化不足」者)、強化階級分歧對社會流動及發展的阻礙、教育政策淪為回歸後的權力再配與政治再分贓等,但火勢急轉猛烈之主因在於香港7、80後家長仿若與林榮基如出一轍的「不認命及不服輸精神」,不因現實限制而低一點點的頭。

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向來是香港社會的重要特徵,但有別於其「最大效益」(Maximum Happiness)的正解,港式的功利除比較接近「倫理利己主義」(Ethical Egoism),還附有「政治冷感」(Political Alienation)的傾向。這群回歸前可能受益於或見證著前「統一派位」的基層及中產港爸港媽(也有新資產階級移民),有時或因濟留在網上王國的平行時空,見不了在上流機會失蹤下十優學霸也得去選美的現實,又或因對精英主義的深深認同和祟拜,而出現了熱捧直資學校的「瘋」潮。有名的直資學校,每年能接獲數千份入讀申請,並出現數十名學生爭一位的情況。

本來所謂為「熱衷於學術競爭的家長和學生」所提供的「選擇」,演變成「沒選擇的競爭」,家長對於「自行分配學位」中背景、世襲、宗教等條件的銳意抗爭,及對升上好幼稚園能升上好小學繼而升上好中學及好大學……成功人生的堅定確信,「催谷文化」因而越吹越盛、越吹越早,畸形港式的「精益求精」成為新制度下的致命副產品。

教育之於社會的持續發展有著獨特性,當其成為一個各取所需的競爭場所,有求自有供,教育將淪為一件商品,並無可避免地以嘩眾取寵的方式在市場兜售。電視真人騷的戲碼天天在我們身旁熱播,贏在射精前、兩所幼稚園、排滿滿的補習及課外活動表、重讀K1、菲律賓假受洗……等只是冰山一角,筆者著實眼見到不少家庭條件及資質正常的孩子,正承擔著他們所無法應付的學習壓力。如不盡早撥亂反正,下一代所失落的童年、失落的自我、失落的親子關係將為香港未來帶來更多無法預計的「浩劫」。

借鑒歐美的經驗及研究,私校學生的學能成績的確較公立學校優異,但差異只是源自家庭背景(家庭社經地位)等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而普及教育與學生水平下降沒有必然關係。筆者希望政府及當局不要再漠視教改的象徵意義及深遠影響,重新檢討公帑資助的私營學校模式,將多元化及優質教育的目標帶入公營學校體系之中,真正實踐資源的正義分配,帶動社會進步。同時,具體承認及面對學校教育制度內存在著的惡性三角循環:第一,分隔性精英主義;第二,學生學能差距;第三,密集式的考試操練文化,以捍衛教育同工與學生的身與心。

 

作者簡介:80後港媽。大學念政治,中文碩士,以為生物學能解百迷,卻深信愛是無條件,愛是不保留。任職公關多年,為下一代轉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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