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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有一把利害兼備的雙面刃,叫做「辦學團體」!

2019/3/16 — 17:55

資料圖片(政府圖片)

資料圖片(政府圖片)

首先戴上一頂頭盔:筆者並不是研究比較教育的學者,而且眼拙識淺,如果談及「辦學團體」的問題有錯誤偏差,懇請多方有識之士不吝賜教。

筆者一直認為,香港的教育體制、學校管理和運作模式都是獨特的,相對於世界上其他各地,甚至可以說「獨一無二」。 事緣追溯至香港早期殖民地教育的特點,有其實用性和功利化的政治意義,因為殖民地學校教育旨在培訓盡忠職守的公務人員,以及製造高級華人的精英階層,有利殖民政府的管治。 這是所有殖民主義統治者的教育服務本質,為政治服務,藉此配合、鞏固和延續殖民地的統治。 因此,這段期間的香港只有少量官辦學校和極少數私營學校。 其後的教育發展基本上也是從政治角度考慮,1971年立法實行小學六年強迫教育,以至 1978 年擴展為九年,以及 2000 年後進一步落實十二年義務教育,嚴格分析起來都是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逐步拓展經濟繁榮的需要,原則上殖民地政府抽離直接介入教育服務,卸脫為「國民」提供教育的責任。

殖民地政府注資出錢,授予「辦學團體」擁有「辦學權」營運學校,替代政府的角色,彼此維繫著一種「授權外判」的特殊關係,也可說是互相利用的政治形態。 香港「辦學團體」大多來自宗教團體、社團組織和慈善機構等,除了新校的開辦費外,其後的一切營運費用完全由政府承擔墊底,「辦學團體」代辦教育而實際上不費分毫。 相對於外國雖然也有不同形式的「辦學團體」,但都是教會組織或有關族群團體集資,以私營機構形式舉辦學校,與政府當局並無直接資助的關係,與香港的「辦學團體」性質是兩碼子事。 筆者以為,當年殖民地政府這樣的教育運作特色,從管治策略角度看,是刻意「鑄造」這樣的一件「辦學團體」武器,原意是消極的自保,為求安穩,在政治上是裝潢擺設的飾物,並無在教育領域積極發展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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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筆者以為,這樣的一件保守武器在香港回歸後竟然凸顯出其潛藏影響力,樂觀一點可說是具進取意義的一面刀刃。 簡明說之,當年香港殖民地政府設計出這樣的「辦學團體」辦學政策,間接形成多元特色的教育局面,因為教育當局雖然對「辦學團體」有一定的規範和要求,但是在運作上教育當局「鞭長莫及」,不同的「辦學團體」各有其學校的使命、目標和特色,可以說校園生態因而能夠保持著「百花齊放」的繁茂氣象,在教育領域內維繫著「教育多元化發展區」。 可惜,回歸之後這樣的「教育多元化發展區」起了變化,特區政府以行政包裝的政治干預學校愈來愈明顯和嚴重。

試想想假若香港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辦學團體」辦學「緩衝制度」和「教育多元化發展區」,回歸後所有學校極有可能「順利過渡」與內地一統形式的「國家教育體制」看齊,跟內地所有學校並無兩樣,在黨的「愛國主義教育」政策下運作了。 那麼,「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根本並無「一制」的教育特色可言!  正因為香港「辦學團體」辦學的「緩衝制度」,以及「教育多元化發展區」在英治時代已是既成事實,便「順理成章」的在九七後延續下去,筆者甚至認為這是香港教育前景的「不幸中的大幸」,可說冥冥中「天佑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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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殖民地政府當然並非有「先見之明」,有意識的在未來特區「埋下地雷」,看來只不過是「無心插柳」的在未可預知情況下造成了特區教育界的「緩衝制度」和「教育多元化發展區」。 回歸後「一國兩制」治下,雖然特區政府對左派「辦學團體」刻意有所傾斜,基本教育架構還是沒有太大的重要改變,因此,「辦學團體」至今仍然可以繼續發揮出多元化辦學的香港教育特色,暫時迴避了內地「定於一尊」的教育政策所影響。

不過話雖如此,筆者當然曉得香港教育界面對政治上干擾還是凶險非常,這一片領域完全未許樂觀。 一來教育局副局長一職早已被紅色背景的人所「霸佔」,其內部上下將會逐漸被染紅相信絕非「危言聳聽」 ; 二來回歸後特區政府有意培植左派「辦學團體」,具體數字反映實況:左派「辦學團體」增多,左派學校的數目也增加了,而這些左派學校在包裝上當然有別於五六十年代傳統勞工子弟學校或香島中學的「紅當當」典型模式,但是相信這些左派「辦學團體」的惡劣本質還是會逐漸滲露出來 ; 三來好一些其他宗教組織或社會服務機構背景的「辦學團體」也變得識時務的趨炎附勢而甘於「被收編」,其教育運作傾向與特區政府同一口徑和步伐,喪失了原來「辦學團體」的應有特色,如此的內部腐敗朽爛正是更大危機的所在。

無論如何,筆者深信,守護香港教育獨特本色還是有賴正派和健康的「辦學團體」,尤其是恆久以來有著根深柢固天主教和基督教信仰的「辦學團體」。 筆者希望「辦學團體」這一把雙面刃,在堅持民主、自由、公義的教育工作者手中,發揮出積極、進取和有利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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