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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資會 — 大學走歪路的罪魁禍首

2018/5/4 — 15:11

科技大學、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及浸會大學校園(資料圖片)

科技大學、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及浸會大學校園(資料圖片)

於零四年成立的中大員工總會,向來敢言,勇於批評校方,跟其他立場保守的教職員工會不同。《算大學教資會的帳》這篇文章的作者吳曉真,正是該會前會長。難得的是,即使離開了崗位,她仍舊關心香港高教界。記得當年膠樽之亂,學生、校友和員總緊密合作,對抗中大校方的苛政。我較少和吳本人接觸,但知道她出力甚多,非常拚命。她這篇文章,揭露教資會 — 一個代政府管治大學界的機構---過去十多年的所作所為,關注本地高等教育的朋友,實在不容錯過。

吳曉真的文章指出,政府10多年來對大學的投資根本沒有增加。政府一直宣稱重視高等教育,實情是另一回事---辦大學不是只看花了多少錢,但作為一個方便討論的指標,金額增減的數目仍頗具參考價值。那為何大家不(容易)察覺呢?根據吳曉真的說法,是因為教資會一面削資,一面軟硬兼施,迫使各院校開拓不同類型的經費來源。當中包括鼓勵院校開拓自負盈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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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10多年來大學聘用零散化、『重研輕教』趨勢惡化乃至『教研分家』,追本溯源皆由此而起。至於這些政策為大學帶來沉重的行政消耗,對大學教育打擊同樣深重,更是不足為外人道。」

大學的生態,隨著其產業化、績效主義日漸加劇而越來越扭曲,在大學從事教研工作的人深受其害。她/他們的親朋恐怕都聽過她/他們訴苦水。這些結構性問題非始自今日,亦非限於香港。台灣學者彭明輝七年前便寫過一篇長文 — 《學術自由的本意與淪喪》 — 探討相關問題。當中有一段,很值得那些鼓吹大學和企業合體的人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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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好的立意來看,大學如果有能力將她的智慧商品化,就有機會以此自籌經費,徹底擺脫外部經費貢獻者的干擾,而達成大學機構完全的獨立。但是,這個想像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要從智慧財產權的買賣來籌措財源,就必須引入擅長買賣的人,使他們先介入買賣,繼而介入決策,終而成為決策者。最後,『買賣』會從財源籌措的手段逐漸變質為學術首要的目標,終而徹底淪喪學術的良知與本務。

學術與商業的利益愈來愈緊密,學術的公共性就愈淡薄。在許多案例中,教授的研究成果變成個人創業的核心技術,使得研究變成是教授牟取個人利益的手段,而學生則成為教授發表論文、爭取經費,以及擴充個人專利價值的工具。在這些案例中,不但學術喪失了對於社會既有價值的批判與反省的能力,甚至也失去其作為公共財的傳統定位。」

香港的情況當然和台灣有別,但只要同樣基於有錢賺到盡的商業邏輯,運作下來,恐怕都會衍生相類似的問題。香港學者林本利在2011年便寫過一系列文章《學術界的威迫利誘》講這方面的事情。經過幾年時間,讀者以為問題會變得更嚴重抑或緩和了呢?

「台灣社會的問題與產業結構、經濟發展需求皆與美國大異其趣,而SCI與SSCI的所有指標反應的卻都是美國為主的歐美觀點,根本不關心台灣所面臨的社會問題、技術與產業發展瓶頸,以及經濟發展的議題。因此,真正切中台灣社會所需要的研究注定在SCI與SSCI的所有指標中屈居末流,甚至無法入列。因此,當全台灣所有學者競逐於SCI與SSCI指標時,等於是傾盡全國精銳在尾隨歐美之後研究歐美所關心的問題,卻置攸關台灣社會發展的議題於無人問津之地。」

誠如彭明輝口中的台灣,香港的大學高層也為了滿足教資會的要求,一樣崇歐美而輕本土。大學的國際排名確提高了不少,但城市的競爭力、軟/銳實力卻持續下降。既然大學是推動一個地方的綜合實力向前的火車頭,這難道不是一個警號,令我們重新反思過去的知識開發工作和方式嗎?

 

#香港 #本土

#經濟 #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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