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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問「重啟教改」所為何事?

2015/7/31 —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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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閱悉某報章題為〈戴希立「老馬」有火重啟教改〉的報道,戴校長自嘲是最年輕的「老馬」,正與一眾年逾六旬「老馬」策劃「重啟教改」,預計明年中出爐。 筆者聞「重啟教改」之議不免有點吃驚和擔心,不禁要問:「重啟教改」到底所為何事?

追本溯源,2000年的「千禧教改」是香港歷來最全面而徹底的一次教育改革。 之前1970年的六年義務教育、1978年的九年義務教育,以及多年來教統會發表不同《報告書》所提議的各項教育政策和措施,嚴格來說相對香港整個教育體系的運作而言,都只是局部和階段性的少修或大補,遠不及「千禧教改」所涵蓋和牽引的規模、形式、範疇和影響。 當年特首董建華視教育為首要政務,授權銀行家梁錦松、學者程介明和中學校長戴希立組成的所謂「三頭馬車」,炮製出一系列重大教育改革政策。

無可諱言,「千禧教改」是動員全社會各界人士的全民運動,主事者費心盡力以尋根究柢的態度探討研究有關改革議題,連教育目標的最基本問題也煞有介事的重新諮詢撰寫。 因此,所觸及政策的橫向面和縱向面覆蓋廣延,有理念方面的、結構組織的、制度化的、操作上的,從辦學形態、學校體制、學校管理、資源調撥、師資培訓、教學方法、語文政策、課程組織、評核制度等等,鋪天蓋地而不一而足,無疑是一項野心勃勃的龐大建構工程。 不過,一幅藍圖不難畫得亮麗細緻,一段文字容易寫得感人得體,可是將藍圖和文字轉化成生活現實和運作景況卻是另一個故事。 戴校長在訪問中回顧教改時說:「……但我們做教改,是不包生仔的。」,實在令筆者感到驚訝。 這句話並不只是卸責推搪的砌詞,更重要的是反映出對推動改革的一種負面認知和缺乏專業承擔的心態。 須知教改這回事並不是一篇教育博士生的論文課業,也不是一個教育學術機構的研究報告,而是政府當局銳意推動的一場教育改革運動,影響深遠。  任何改革都不只是目標和方向的確立、政策的制訂、資源的配備、方法的建議等等而已,更關鍵的是必須有充分的估算和準確的考量,設計出實際可行的具體執行方案和有效的應變策略,並且在執行過程中有質量和成效的一定保證。 這不是「包生仔」,而是必須設法確保「懷胎成孕」,甚或「順利生產」,總不成因改革而誕下「病童畸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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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無意輕率評斷「千禧教改」的成敗得失,不過暫且粗略指出相關的幾個有跡可尋的現象:(一) 低估制度和政策改變對於學校所引起的震盪;(二)過分樂觀估量老師和學生的承受力;(三)配套條件未成熟而導致操之過急的負面效應;(四)錯誤理解和演述有關客觀數據資料以致規劃方案和執行步驟失衡;(五)教育發展本質方面的不可預測性難以掌握,過程中整合和協調機制失效;(六)執行過程中衍生不少異化情況,輕則虛有其表的走過場,嚴重的是扭曲政策原意,背離改革初衷;(七)個別科層官員和部份技術官僚剛愎自用,致令政策細節中的魔鬼惹禍為患。

「千禧教改」十五年以來,特首曾蔭權對教育的承擔乏善足陳,繼任的梁振英以「休養生息」為名實質上同樣不思進取。 從發展角度而言,筆者以為我們必須視教育改革為有機體的成長和漸進轉變的過程,有著傳承、蛻變、推移和擴延的自然特質,不可能消極的停滯。 戴校長表示「世界又變了」,暗喻不再改革不行。 事實上世事本來變幻無常,所謂「與時並進」和「適時改變」的政策和措施理所當然地要予以調整和配合,才能跟上時代演進的步伐。可是,我們不宜因此而理解和進一步演繹為「重啟教改」、「再度教改」、「不斷教改」等煽情式口號和傾向好大喜功的詮釋,不必要的製造教育界更大動盪和不安,於事無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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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倡議者豈只是攝製一幅藍天白雲的照片,或者只是向學生、老師和家長預示未來美麗風貌的憧憬,重要的卻是必須在規劃、驗證、落實、檢討和改進的整個過程中漸漸的成形落實,並且能夠持續發展。 簡明而言,2000年教改啟動距今已整整十五年,筆者期盼的不是「重啟教改」而是「檢視千禧教改」,必須有系統、有組織、有策略和有計劃的逐一深入檢討十五年以來所推行過或仍在推行的議題和項目,可說是「千禧教改」的延續,其實正是教育改革過程中必然應做的跟進事工。 還須補充一點: 當前教育議題方面,去殖化而仿大陸化傾向日趨明顯,本土價值觀、國民身份認同、國情教育、中史科、通識教育、《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等引起業界內外不少爭議,我們必須慎防別有用心的人借「重啟教改」之名執行昭然若揭的政治任務。 這不是陰謀論的虛妄機心,卻是此時此刻香港教育生態在現實政治環境中面臨的試探和衝擊。

筆者希望戴校長在訪問中放言「重啟教改」,只為推銷其訪談輯錄的《教育風雲30載》新書宣傳之效,否則貿然興波作浪,風又起雲再湧,教育界難免再度陷入一片惶惑之中。 年邁何妨安居頤養,弄孫逗樂,饕美食醉佳釀,幸勿輕言侈談「重啟教改」,冀盼老來積福,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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